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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宋庆龄曾随孙中山先生访问过苏联。但后来在同苏联接触的过程中，感到中苏关系不简单，党与党、国与国的关系非常复杂，所以中央考虑，以宋庆龄同志的身份、身体状况，她接触的范围，处理起来很困难，决定还是由少奇同志兼任总会会长，宋庆龄任第一副会长。少奇为这个专门去跟宋庆龄作了解释，说这样对工作方便，对你也好。江青在中苏友好协会里挂了个理事的名义，这是考虑到她曾在苏联疗养过很长时间。1949年10月5日，在北京举行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少奇向大会作了报告。少奇在苏联时，同斯大林商定了毛主席访苏的问题。早在1948年春，毛主席就曾考虑去一趟苏联，同斯大林会谈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行，斯大林派米高扬来了西柏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毛主席正式访问苏联。正好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大寿，所以毛主席出访的时间定在12月初，以便参加为斯大林祝寿。毛主席亲自安排送给斯大林的寿礼，从山东调了十几吨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后来装了一火车。送这些东西，据说是江青出的主意。毛主席是12月6日离开北京乘专列火车去苏联的。主席走之前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决定在毛主席出访期间由少奇同志代理党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主席的专列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斯大林没到车站迎接。国内对这就有了反映，说我们主席去了，斯大林为什么不接？后来在党内还作了解释。其实斯大林从来不到车站迎接客人。周恩来总理没有和毛主席一起去苏联。中间毛主席打电报来，说要签订一个两国友好条约，少奇就建议周总理去。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条约这种东西都是由总理一级的领导人来谈判、签字。这样，1950年1月10日，周总理也去了苏联。主席、总理这次出访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3月4日才回到北京。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是一件大事。主席、总理在苏联不断将两国会谈的情况和条约内容用电报发给少奇，少奇就在国内做工作配合他们谈判。少奇多次组织党内外各界人士对条约草案进行讨论，又把各方面的意见汇总起来，反馈给主席、总理。这个条约最后定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订。条约签订的当天，以王稼祥大使和夫人的名义，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后来我问稼祥同志夫人朱仲丽同志：“你当大使夫人在苏联那么长时间，见过斯大林几次？”她说一共见过两次，签订条约那天是第一次。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2月15日少奇在国内也举行了一个宴会，并在宴会前发表了演讲。中央人民政府及所属各部门的负责人、各外交使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都参加了。第二天，苏联驻华大使馆也举行庆祝宴会。因为是苏联大使尤金和夫人出的请帖，所以我跟少奇一起出席了。那天江青也去了。少奇秘密访苏那次同斯大林还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中苏两党的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共负责就近联系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苏共主要负责联系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根据这个分工，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有两个国际性会议决定在北京召开：一个是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一个是亚洲妇女代表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作为东道主举办国际会议。这两个会议的筹备都是在少奇的指导下进行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是11月16日开幕，12月初结束的。这个会议是世界工会联合会召集的，来出席会议的有31个国家的100多位工会领导人。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路易·赛扬。少奇名义上是世界工联副主席。赛扬来的时候，毛主席还没有去苏联，就出面在颐年堂宴请了一次。少奇、陈云同志都出席了。当时少奇同志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陈云同志是主席。因为有赛扬夫人在，我和于若木同志也出席了。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开幕的时候，少奇被推选为会议主席，致开幕词。赛扬这个人很傲气，在会议进行中间，同一些代表发生了矛盾。后来少奇出面调解了。少奇为这件事同斯大林有几次电报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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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出席苏共十九大（1）
黄峥：这段时间，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1952年10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决定由少奇同志率代表团应邀前往。光美同志，请您谈谈少奇同志这次访苏的情况。王光美：少奇同志这次访苏，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第一次公开、正式派代表团参加外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苏共的这次代表大会十分隆重。它的上一次代表大会还是卫国战争前开的，到1952年隔了13年了。这次大会要调整党的领导结构，制定新的路线，还要更改党的名称。这时它的正式名称叫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通常简称联共（布），十九大上要改名为苏联共产党。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少奇，成员有陈毅、饶漱石、李富春、王稼祥、刘长胜。代表团里陈毅、王稼祥、刘长胜等几位同志当时身体有病，都想趁此机会到苏联治治病，提出把夫人带去以便照顾。我们建国不久，医疗条件不如苏联。要治病，当然最好是夫人随行比较方便。这事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商量了。主席说：“这次夫人就都别去了，告诉光美也别去了。我上次去苏联也没让江青去。” 所以少奇同志决定夫人都不去。我也没有打算去。后来情况变了，主席又让我和朱仲丽同志去苏联。代表团9月30日乘专机出发，10月2日到莫斯科。10月5日苏共十九大开幕，10月8日少奇在大会上致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祝词。10月14日苏共十九大闭幕。当时江青正在苏联治病休养。有一次她打电报回来，要帮她买一些礼品送给苏方的医生护士和接待人员。毛主席在电报上批示：“请光美同志办。”我就找了叶子龙同志，和他一起商量，买了一些绣花衬衣之类的礼品，给江青捎去了。黄峥：光美同志，那时您同江青的关系怎样？您是什么时候认识江青的？王光美：我第一次见江青是在延安。就是那次我骑着老马到枣园少奇那里去，半路上对面开过来一辆卡车，我看见江青坐在驾驶室里司机旁边的位置上。当时延安没有小汽车，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卡车了。江青在延安很有名，主席夫人嘛！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她，但她不认识我。后来到了西柏坡，我和她才真正认识，有一些一般的来往。我听少奇讲过，毛主席向他介绍江青的时候说：江青大节好，身体不好。进北京以后，江青和我来往多了一些。值得一提的是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晚上，她约我和她一起上天安门。白天我们都没有票，上不了天安门，晚上她打电话来，要我和她一起去。我跟着她，哨兵也不敢拦，就上去了，还在天安门后面转了转。建国后不久，江青回了趟山东老家，把她的姐姐接来了。她姐姐的丈夫是一个国民党军官，跑了。她姐姐来北京后住在中南海，有段时间在西楼食堂吃饭。我对江青当然是很尊重的。她是主席夫人，资历又比我老。我觉得她当时对我挺好的。我生平平时，江青在苏联休养。她托人捎给平平一个苏联玩具洋娃娃，后来又给我送过一些衣料。她从苏联回国后经常给我打电话，约我上她那儿去聊一聊，有时给我看她拍的照片、织的毛线活儿，有时让我陪她看电影。江青爱看电影，外国片、香港片，还有解放前的老片子，她常看。有一次她留我吃饭，特别简单，菜就是一只螃蟹。反正她要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不提意见。有好多事情江青挺精的。进北京以后，有时少奇想吃长山药、苦瓜之类的南方菜。这些东西当时北京没有。我是北方人，什么苦瓜？咱见都没见过。那时团中央的干部往南方出差多，有次我托冯文彬同志从南方买一些苦瓜回来。我想毛主席也是湖南人，大概也爱吃苦瓜，就给主席家也送去了一些。江青很快打电话给我，说：“你怎么这么傻呀！咱们中南海有供应站，要什么菜，叫他们去买就是了。”她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有什么供应站。黄峥：我们继续谈1952年少奇同志出访苏联的事。光美同志，后来您也去了苏联吧？王光美：少奇走后几天，我托人给他带去一封信。因为少奇胃不好，吃东西不容易吸收，我担心他到了苏联水土不服，吃不惯苏联的饭菜，写信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