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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30年12月,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排放的工业废气(主要是二氧化硫)和粉尘对人体健康造成了综合影响,在一周内引起几千人发病,致使近60人死亡,市民中心脏病、肺病患者的死亡率增高。
美国洛杉矶烟雾事件。1944年,美国洛杉矶市大量汽车废气产生的光化学烟雾造成大多数居民患上眼睛红肿、喉炎、呼吸道疾患恶化等病症。1955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引起的呼吸系统衰竭死亡人数达到400
多人。
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48年10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中二氧化硫因综合作用产生酸雾,四天内致使17人死亡。
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由于冬季燃煤和工业排放烟雾,伦敦上空连续四五天烟雾弥漫,大气污染物在四天内致使4000多人死亡,此后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陆续丧生。
日本水俣病事件。人们由于长期大量食用熊本县水俣湾中含汞污水污染的水生动物,1953年,造成一些人中枢神经疾患,103名甲基汞患者死亡。
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5年,四日市由于石油冶炼和工业燃油产生大量废气严重污染大气,引发居民呼吸道疾患剧增。
日本爱知县米糠油事件。1968年,爱知县多氯联苯污染物混入米糠油内,酿成有13000多人中毒、数十万只鸡死亡的严重污染事件。
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1935—1960年,日本富山平原地区的人们由于饮用了含镉的河水和食用了含镉的食物,引起“骨痛病”,129名患者中死亡117人。
上述“公害”的发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是人口迅猛增加,都市化迅速加快。刚进入20世纪时,世界人口为16亿,至1950年增至25亿(经过50年人口约增加了九亿);50年代之后,1950—1968年,仅18年就由25亿增加到35亿(增加了十亿)。1900年拥有7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全世界有299座,到1951年迅速增加到879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约有69座。在许多发达国家中,有半数人口住在城市。
二是工业不断集中和扩大,能源的消耗大增。1900年世界能源消费量还不到十亿吨煤当量,至1950年就猛增至25亿吨;到1956年石油的消费量也猛增至六亿吨,在能源中所占的比重加大,又增加了新污染。大工业的迅速发展逐渐形成大的工业地带,而当时人们的环境意识还很薄弱,第一次环境问题高潮出现是必然的。
在当时的工业发达国家,因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和安全,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激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并且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醒世之作三本书(1)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类开始了宝贵的觉醒。
《 寂静的春天 》《 增长的极限 》《 只有一个地球 》这三本书所记述的内容正是这种觉醒的集中反映,不但为环境保护事业拉开了帷幕,也为发展模式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在1962年出版了《 寂静的春
天 》。书从“明天的寓言”开篇,描绘了美国中部一个城镇的景象。书中写道:“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即使在冬天,道路两旁也是美丽的地方,那儿有无数的小鸟飞来……这些洁净而又清凉的小溪从山中流出,形成了绿荫掩映的生活着鳟鱼的池塘。”随着居民的到来,“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鸟儿都到哪儿去了呢?”“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气息奄奄,它们战栗得很厉害,飞不起来”。“曾经是多么吸引人的小路的两旁,现在排列着仿佛火灾浩劫后的焦黄的、枯萎的植物。被生命抛弃的地方只有寂静一片,甚至小溪也失去了生命;钓鱼的人不再来访问它,因为所有的鱼已经死亡。被生命抛弃了的这些地方只有寂静”,造成这种状况的“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类自己使自己受害”。上面提到的城镇是虚构的,但正如作者所言:“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上千个这种城镇的翻版”。该书揭露了美国农业、商业为追求利润而滥用农药的事实,对美国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杀虫剂而造成生物及人体受害的情况进行了抨击。书中指出: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自己的文明,环境问题如不解决,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一份报告里明确地支持了她的见解。国际上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生态学时代的开始。
《 寂静的春天 》一问世,就遭到了工业界尤其是化学工业界的猛烈抨击,甚至连《 时代周刊 》这样的美国主流媒体也加入到攻击的阵营中。当时,卡逊的声音虽然有点儿微弱和孤独,但她却唤起了很多人的觉醒。仅仅经过了短短的八年时间,1970年4月22日,从美国的西海岸到东海岸,有2000多万人走上街头,高举着受污染的地球模型和巨幅招贴画,高呼“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等口号,将反污染运动推向高潮。后来这一天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地球日。
1972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提交了一份名为《 增长的极限 》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五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呈指数增长,如果人口和资本的快速增长模式继续下去,地球的支撑力将会达到极限,经济增长将发生不可控制的衰退,世界将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 增长的极限 》一书一度成为当时环境运动的理论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环境运动的开展。
同年,受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委托,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与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撰写了《 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 》。书中写道:“当前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人类对生态的错误行动。通常认为人类不是地球上的寄居者,而是地球的主人。把征服客观世界看做人类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常因我们的错误认识而破坏了自然界。尽管作为物种之一的人类,在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界之后仍能生存下来,但是在这样污秽的环境里,人类还能长期保持他的尊严吗?”“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了平衡,正处于潜在的深刻矛盾中,而人类正好生活在这种矛盾中间,这就是面临的历史转折点。这未来的危机,较之人类任何时期所曾遇到的危机都更具有全球性、突然性、不可避免性和困惑不可知性,而且这种危机将在孩子所生活的年代形成。”“近四五十年来,人们对自然界的深入了解,科学地证实了古代人们的地球道德观念是正确的”;“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超越于局部的奢望与要求;一切生物都像交错的蜘蛛网一样相互依赖着;侵略和暴力会盲目地破坏生物的脆弱关系,从而引起毁灭和死亡。”这本书最后的结束语是:“今天,如果能够对于唯一的、美丽的、脆弱的行星——地球,培育出真挚的忠心的话,在人类社会中,是有希望长期生存于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的。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生命体系。地球的整个体系由一个巨大的能量来赋予活力,这种能量通过最精密的调节而供给了人类。尽管地球是不易控制的、捉摸不定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它最大限度地滋养着、激发着和丰富着万物。这个地球难道不是我们人世间的宝贵家园吗?难道不值得热爱吗?难道人类的全部才智、勇气和宽容不应当都倾注给它,以使它免于退化和破坏吗?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这份报告被视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筹备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地球伦理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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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之作三本书(2)
这些著作真实、客观、深刻地记录了世界快速工业化的代价、人类对地球掠夺的反思及人们对毁灭性经济发展模式的抗争,唤起了民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