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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讼期间，我的学生郭去疾给予我很多无私的帮助。他通过研究过去的案例发现，竞业禁止协议里如果没有offer additional pensation（额外的赔偿）就不能成立。这个发现成为我案件后期的重点，还被写进了诉状当中。虽然后来没有用上（官司于第二次开庭一个月前和解了），但这也凝聚了他大量的心血，增加了我诉讼胜算的概率。另外，为了证实《如何在中国成功》这篇文章里的所有数据都是公开数据，他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牺牲几个周末专门帮我查数据、写报告。最后，他汇编出了一整本报告来证实论文数据的出处。在诉讼之前，他又提出了在Google 发表博客的建议，而这个博客迅速及时地传达了Google 的信息。
当然，还有我的很多朋友都发邮件、打电话支持我。在苹果做语音时的战友自告奋勇找到《旧金山纪事报》为我说话；素昧平生的《大学生》杂志社钟岩社长和以前陪伴我到各地演讲的王肇辉编辑都希望帮我作证，以证实我在大学生中的正面影响力，以及这种影响力对Google 招聘的重要性；让我最感激的是黄勇，他是我在微软研究院时认识的好朋友，他对我在微软研究院的很多计划（尤其和公关有关的）出了很多点子。在诉讼期间，我每次回国，他都亲自来机场接我，带我看房子，去每一个我需要去的地方，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快成了我的专职司机。我回到美国后，他一方面帮我处理所有搬家、修房的事情，另一方面又成为我的顾问。这份友情，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我的诉讼刚刚结束，一位在微软的朋友马上给我发出了祝贺的邮件，里面有一首诗：“尘埃落地，玉宇澄清。轻装前进，大展宏图。开创未来，复归华夏。”类似的祝贺邮件非常多，让我感慨万千。
在经历人生的疾风暴雨时，家人成为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人们在平淡中往往难以感受到亲情迸发出的力量，但在遭遇人生重创时，只有家庭能成为最可依赖的臂膀。但这种感情却往往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尤其是我的太太先铃，她无怨无悔地为我承担了一切。
从西雅图搬家到加州，我们600 平方米的房间物品全部由她负责整理，工程之庞大难以想象。而我忙于诉讼，面对家里大大小小堆成山的箱子无暇顾及。最后，先铃看到实在无法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只好拜托我在美国的两个姐姐一起帮忙，最终顺利完成了打包的任务。而到了加州，也是她一个人，负责打开所有的箱子并把东西各归其位。而我唯一负责的事情，就是把车从西雅图开到了加州。
记得在西雅图，我们因为有大量的东西都无法搬走，于是就按照美国人的习惯举办了“garagesale”（车库销售）。当时的一对老夫妻看中了我们的一个观音像，很高兴地付钱买走了。但到了晚上，心事重重的先铃辗转反侧，她认为不应该卖掉观音像，这是不吉利的象征。我劝慰她放宽心，打赢官司还是要依靠掌握事实依据。但先铃还是不安心，第二天就开始四处寻找这对买主。她诚恳地向买主恳求赎回观音像。幸运的是，这对老夫妻非常善解人意，他们把观音像还给了她，让她终于了了一桩心事。
住到加州以后，先铃更是每天独自承担所有的家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饭，接着又开车送孩子们去上学。但那时最严重的问题却是房子——公司代租的房子位置刚好在坟场隔壁，先铃和孩子对此都有点害怕，所以常常无法入眠。当时考虑到公司的好意，而且已经签了半年合约，所以我就劝她们别想那么多。但是，无论在诉讼期间还是后来返回中国工作前的这半年内，我都至少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家。只要我不在，每到晚上她都会沉浸在恐惧和担忧当中，但她却只能把这种恐惧埋藏在心里。因为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不能表现出畏惧。当时，我也曾从孩子的只言片语里感受出她们的孤独，但是官司缠身，我无法分身，那些感受都一闪而过。因此，一直到官司结束她们搬到北京生活后，先铃才对我说起，那段时间她在无数个夜晚“独自流泪到天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她们因为我承受了多少痛苦。
除了太太，我认为自己最对不起的还有女儿。诉讼的时候，小女儿9 岁，还是个无忧无虑的乐天派，她倒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但大女儿德宁当时l4 岁，正处于情绪敏感的青春期，她和妹妹性格不同，有些内向。因此，我总是担心她在学校里听到同学的评论会不开心。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累得瘫倒在沙发上。我随手翻开手边的报纸，上面却全都是连篇累牍的官司报道。我把小德宁叫过来，搂住她的肩膀却欲言又止，正想如何才能恰当地告诉她这一切时，她却懂事地告诉我：“爸爸，你什么都别说了，我都懂。你是一个我最尊重的人。你不必作任何解释。”当时，我已经心力交瘁，真的不愿意再给家人带来任何压力，可是，她们却给了我最温
暖的爱。在诉讼期问，女儿也从西雅图转学到了加州。更换学校要经历一系列的适应过程，这些对她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但是，德宁都默默承受住了压力。今天想来，女儿的支持更让我感受到亲情的伟大。
坦白地说，在整个诉讼期间，我也经历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冲击”，比如一些朋友的有意疏远，甚至还有一些朋友的背信弃义，这些都曾让我感到痛苦和不可思议。
在整个诉讼的“取证”阶段，我和律师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从微软提供的那30 万封电子邮件里看到了不少让我触目惊心的文字。而其中，竟然有我在微软中国的同事发给总部一位副总裁的邮件这样说，“恭喜你，你的计划成功了，我们的公关计划成功地将开复抹黑。”还有一位我多年帮助的经理写信给总部说：“我们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资源，以便让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创始者。”天啊，看到这些话让我感觉天旋地转。这两位朋友都是我扶持多年的下属和同事，我和他们亦师
亦友。我并不曾期望他们在微软内部说我一句好话，但诉讼发生以后，他们却在帮助对方抹黑我、打击我，甚至通过我的离开争取自己的好处。我只能用
“伤心”二字来形容当时的心情，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但这也许是人生的另一门“必修课”。
除了这些跌宕起伏的经历，这场官司对我的另一大作用就是大幅增强了我的承受能力。加入Google 后的第一年我曾碰到过几次特别大的挑战和挫折，但是我都能够勇敢地面对，而且能在员工士气低落的时候帮他们打气、加油，甚至还用诙谐幽默的方式鼓舞他们。曾经有一次，Google 员工在谈到“开复最独特的领导力”时，有人提到了“开复的无惧”。我直接想到，“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这场‘世纪官司’。”
如果用音乐来形容这一章的生活，我会选择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这里面有跌宕起伏的人生，有如泣如诉的心情，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可以说，这样戏剧化的人生非我所愿，但经历了，走过了，接受了，也是人生莫大的一笔财富。梁启超曾经说过，“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而创作《命运交响曲》的贝多芬也说过：“卓越的人有一大优点，那就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中百折不挠。”不断地追求卓越，正是我经年不息追求的目标之一。
曾经有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像未愈的伤口一样不能触碰。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我再回望这段岁月，却发现很多东西早已成为过眼云烟，那些痛与恨也已经随着时问的流逝悄然散去。
而这段人生经历沉淀在我的身体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感悟仍然在不断地加深。尤其是当我看到《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中的观点时，分明会感受到一种别样的触碰。
书中援引了著名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的观点，“如果是单纯的遗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宽恕，宽恕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为的是改变自己的态度。”“由于忘却只是一种忽略而非一种决定，遗忘却并不是宽恕。”
“宽恕要基于真相的还原，才能对抗冷漠与遗忘，才能使得双方共同面对历史。”
其实，这是讲一种对于心灵创伤最好的治疗方式，那不是人们普遍所说的遗忘，而是坐下来，理性地剖析心灵，用真正的对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