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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给我打电话的正是苹果的CE0、人称“传奇小子”的乔布斯。我接通了和他的电话。“你为什么不回苹果工作呢？”乔布斯在电话那头问我。“斯蒂夫，我离开苹果已经两年了，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我说。“听着，这无关紧要啊。我知道你，你以前的员工都觉得你是个好老板，他们对我说，应该把你搞回来！去微软之前，你来这里看看好不好？”乔布斯说。“对不起，斯蒂夫，我已经接受了微软的职务了。”“听起来，你决心已定？”“是的。”
虽然我没有答应他的邀请，但是乔布斯对我的认可，还是让我非常感谢。当时感觉到他和过去传说中傲慢的形象很不同，他表现出来的爱才、成熟，让我相信苹果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可以说，乔布斯的电话，是我去微软工作之前的最后一个诱惑了。
在这之后，为什么去微软？为什么回中国？无数的记者无数遍地对我提出这两个问题。我想，这和我“让世界因我不同”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世界上几亿的用户在使用微软的产品，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影响力，它有着无法掩盖的辉煌，也使得人类沟通与交流的方式有了非比寻常的飞跃。可以说，这是一家改变人类历史的公司，加入这样的公司，参与到改变历史、改写技术的进程中，我感到其中更为深远的意义。
回到中国，帮助中国的学生走向成功，也一直是我的梦想。这也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而那时，面临抉择的还有我的家庭。拥有一栋
自己的房子，是很多人对“美国梦”的最佳诠释。回想刚结婚时租的那间简陋的房子，夫妻俩还经常上蹿下跳忙着赶老鼠。到后来，我成了教授，在匹兹堡买了房子，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简单地装修后，这个家让我们倍感温暖。去苹果公司工作后，我们也不得不把房子卖掉，搬到了加州。
我以为我不会离开加州，就算换工作也就只是在硅谷的不同公司。但要回中国的话，我们辛辛苦苦打造的“终身居所”也得卖掉了。
这是一栋很大的平房，坐落在一片林木茂密的山坡上，当时价钱很便宜，却穷尽了我们的全部积蓄。原来的房主在这块地上堆满了旧车，还养了鸡，所以一直卖不出去。我们把上面的小旧房推掉，重新盖起一栋500 平米的新房。我和先铃都偷着乐了很久，因为这是一块罕见的7 000 多平方米的平坦土地，从山脚伸向山坡上。
当时我和先铃为了装修这座房子，不得不住在旁边由陈旧的马棚改成的临时房里。我每天乐此不疲地设计着我们的新居。房子的地板，是用 1 000块大理石铺成的，我希望让所有的纹路衔接在一起，工人都觉得这种要求过于苛刻，不可能办到。于是，我和先铃每天自己趴在地上研究纹路的排列，终于将整个客厅的大理石排好，看上去整面地板浑然天成。而我和先铃也经常累得躺在地板上快要无法动弹。再后来，我们的装修预算不够了，我自己开着车从建材市场挑选最便宜的建材拉回来，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
终于搬进了大房子，我们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照料院子里的各种植物，尤其喜欢各种颜色的玫瑰花，但它们总被土拨鼠啃掉。我们展开了与土拨鼠的“游击战”，甚至采取了把开水倒进洞里的办法，但这场游击战还是以我们的失败告终。
自从1995年新房建成后，这里就是我们一起逃避喧嚣的港湾。因此，一想到要离开这里，我心里就会隐隐作痛。
我甚至都不好意思和先铃谈，对于她义无反顾地陪同我回国，支持我的事业发展，我心里有说不尽的感激。而那时候大女儿德宁已经7 岁了，小女儿德亭也已经3 岁。她们都已经习惯了这里的舒适和宽松的环境。德宁在学校里有很多亲密的朋友，小女儿更是活泼可爱，喜欢搞怪，受到所有邻居和我同事们的喜爱。想到要带她们去另外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她们是否能够真正接受，我心里也真的在打鼓。
然而这一切，与我回到中国开创新天地的梦想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我坚信，回到中国，是“追随我心”的选择。虽然相比之下，可以预见的困难非常之多，其结果也是未知的，但是我知道这么做，意义非凡。因此，无论成败，我想这至少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探索之旅。
我的目标是，建立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院。
第七章 创建微软中国研究院
■选择一个工作的标准，那就是成长、兴趣和影响力。
■作为领导，我相信，；架子最不值钱，而点子最值钱'，我们需要新的公司管理方式，需要用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均衡、更富有创造力的心态来认识、理解和实践领导艺术。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胆地说出采、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上的字是很容易株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灵感上。
■有些企业，布臵得很奢华，老板的办公室比员工的要豪华得多，就可以猜到，它的等级观念可能很深。在我们的研究院，来访者看到那些白板，就可以感受到它鲜明的学术风格。
■总结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功，还在于一种创新的研究方式尽管我们也提倡放权，但是，科研课题是经过大家集体讨论有很大把握才去做的在美国的研究环境里，这种方式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那里，谁都无法使唤别人，因为人人是大师，人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丌可能的任务
有人说：“研究院是盖茨的宝贝。”
微软投资研究院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源于盖茨对“科技能够改变世界”的信念。微软设立研究院，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是“支持长期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而不受产品周期所限”，这是一种耐心的表现。
1991 年，当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我的老板里克·雷斯特，受邀组建微软研究院时，这家公司还不是后来为全世界熟知的“雷德蒙猛兽”，里克的一名好友说他甚至不相信微软5 年后仍将存在。两人还打了一个25 美分的赌。
当然，微软不但活了下来，而且成了全球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事实证明，尽管研究院声明，它所作的研究不为时问所限，但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资，却是微软回报率最高的。
比尔·盖茨的长期左右手之一，微软首席研究及战略官克瑞格·蒙迪（CraigMundie）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历史上有很多次，因为新的趋势诞生并流行，外界就试图宣判微软的死刑，但微软总能够对这些新科技作出反应，并能在长期取胜，是基础研究的实力让我们获得了减震、参与竞争、应对市场各种事件的能力。”研究院成了微软的另一面“金字招牌”，成了研究者的“梦工厂”。这里汇集了全世界最非凡的大脑，有图灵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沃尔夫奖得主等大师级人物，也有计算机科学、物理学、数学领域的顶尖级专家。
回到中国，我能否复制一个“雷德蒙的奇迹”呢？
1998年夏，我开始着手准备回中国成立研究院。我需要说服一些人跟我一起去开创新天地，可是，什么人会愿意跟我去中国呢？我知道，这几乎是一个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好几次，听说我要在中国做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很多人会毫不留情地显露出“赤裸裸”的不屑，“在中国随便拉几个人，只不过是微软的小玩具。”他们说。一些好心人劝我打消回国的念头。“别回去了！这件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哪能找到那么多高水平的博士啊！你得手把手地教他们，到时候你就知道有多累了！”身边的人都觉得我疯了，如同堂吉诃德，满怀理想，却注定要失败。可越是这样，创造奇迹的渴望就越强烈。我开始不停地往微软总部跑，打听哪些人有回国的意愿。在雷德蒙研究院，40 岁以下的研究员中，华人差不多占了10％，在硅谷，这个比例会更高，大概有20％。那段时间，我一回家就给他们发邮件——“我将在中国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院，那里将成为与雷德蒙研究院、剑桥研究院一样伟大的研究院，是一个适宜进行脑力激荡的地方！如果你愿意，可以带领一些来自中国的博士，开创一项新的事业。我相信，这样的开创性的工作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激情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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