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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地说，“再也不坐开复的车了。”在这个国防部赞助的语音学术会议上，老师让我演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各高校的瞩目。当时，IBM 公司和斯坦福研究院的教授都非常重视这个结果，来找我问了很多细节。虽然识别率实现了跨越式的前进，但是我一直在问自己，80％的语音识别率有没有可能再提高一步？从学术会议上回来，我回到了自己租住的小屋里，继续做着各种试验和统计，希望有一天语音识别率能够“更上一层楼”。每一天，我几乎都是困到无法撑开眼皮才睡。奇迹在某一天早上发生了，当我睡眼蒙咙地开始敲程序的时候，忽然发现语音识别率一下子提高到了 96％。“天啊！我是不是还在做梦？”我揉了揉眼睛，不敢相信。我赶紧把程序重新敲了一遍，发现语音识别率果然提高到了96％，一股巨大的幸福的眩晕感觉涌了上来。在昨天晚上的一个程序中，我只改写了一些细节，没有想到，正是对这些细节的修改，让我的研究成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88 年4 月，我受邀到纽约参加一年一度的世界语音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赴会的一个月前，我的导师瑞迪教授又给我上了一课，但是不是学术方面，而是市场方面的。
他对我说：“学术演讲的30 分钟，你只要讲25分钟就行了，最后5 分钟你拿一个话筒传给观众，让他们自己试试，这个系统是不是真的。”
我说：“但是，会场噪音很大，一定会打折扣，达不到96％，而且那么多日本学者，他们的口音我的系统可没听过。”
老师说：“实际上你的识别率是90％还是96％，没有什么差别。我们这么做的目的，不是要监测你的识别率，而是要造成一个效果，让每个学者终生都会记得，第一次接触不指定语者系统就是在纽约，在李开复的演讲上。”
我说：“好吧，照你说的做。但是，识别的速度不够快，让大家等太久不好吧。”“没关系，我让系里面最厉害的黑客来帮你修改程序，帮你做得更快。”瑞迪教授说。他又说：“你该给你的系统取个名字了，这样他们才知道如何称呼你的系统。你的奥赛罗系统都有名字。”于是，我给系统取了名字，叫做 Sphinx（斯芬克斯，希腊的人面狮身）。希腊的人面狮身有人的脸孔、狮子的身体、鸟的翅膀，我取这个名字是希望狮子的身体代表宏伟的统计模型，人的脸孔代表人的语音知识，鸟的翅膀代表系统的速度。在这个会议上，我把96％的语音识别率发表了，也演示了Sphinx 系统。结果就像瑞迪教授所预期的，学术结果和演示效果相映之下，我的成果撼动了整个学术领域。这是计算机领域里最顶尖的科学成果了。语音识别率大幅度提高，让全世界语音研究领域闪烁出一道希望的光芒，从此，所有以专家系统研究语音识别的人全部转向了统计方法。会后，《纽约时报》听说了这个成果，派记者约翰·马可奥夫（John Markoff）来到匹兹堡对我作了采访，文章发表于1988年7 月6 日，占了科技版首页的整个半版。在这篇文章里，马可奥夫大力报道了我的论文的突破。当时，我只觉得在和一个和蔼可亲的记者聊天，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名才华横溢的著名记者，三次提名普利策奖，并在斯坦福兼教。
后来，《商业周刊》把我的发明选为l988 年最重要的科学发明。年仅26 岁初出茅庐的我，第一次亮相就获得这样的成功，让我感到很幸运，也让我有了继续向科技高峰攀爬的动力。26 岁的副教授
1988年4 月，我拿到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学位，这离我l983年入学只有4 年半的时间。在卡内基·梅隆的计算机学院，同学们平均 6年以上才能拿到博士学位，我用这么短的时间拿到博士学位，又是一项新的纪录。全家人都为我完成了人生的重要一步感到高兴，在博士生的毕业典礼上，我所有在美国的亲人都飞到匹兹堡，帮我见证了如此美妙和难忘的一刻。
礼堂响起苏格兰风笛欢快的声音，乐队里的人都穿着 Seottish kilt，一种苏格兰的格子裙。在毕业典礼上，博士生一一上台，接过校长手中神圣的毕业证书，我们快乐地把博士帽抛在空中。照完毕业合影以后，家里每一个人都抢着戴我的毕业帽跟我合影。在这个时刻，我感觉到多年努力终于得到回报。
晚上回到家，继续狂欢，先铃做了十几道美味的中国菜，让全家人大饱口福。而在欢乐的气氛中，我偷偷注意到了父亲的眼神，我第一次在他的眼中看到了自豪，此前，我总感觉他看我时隐藏着一丝忧虑。
博士毕业前夕，语音识别的成就已经让我在计算机界小有名气。IBM、苹果、贝尔实验室等很多世界一流的公司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并且承诺了不错的薪水，我面前充满了诱惑。
这个时候，聪明的瑞迪教授来到了我的面前，
他说，“开复，我知道你面前有很多选择，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留在卡内基·梅隆。虽然一般来说，我们不建议本校的博士生留在本校教书，因为那样会在学术上产生‘近亲繁殖’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你留在学校发展，因为你在语音方面的成就很可能为学校再争取到国防部的学术经费。我们可以破格跳过博士后，直接升你为副教授。”“不过，”他又补充，“我们的薪水要比那些公司少。”
看着恩师的热切眼神，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当中。而精打细算的瑞迪教授，干脆把我拉到了一间教室里，他挽起袖子，居然像写程序那样，开始在黑板上写起数字来。“开复，你看，如果你去微软、苹果或者IBM，你的薪水最多是每年8 万美元左右，如果你留在卡内基·梅隆，你的薪水是5．5 万美元，但是，”恩师提高了嗓音，“你在这里教书，每星期你只要上4 天班，剩下的一天，你可以给这些一流公司做技术顾问，薪水大约是每天1 000美元，你可以做50 天，这样你就可以得到5 万美元的额外收入啦。”“5．5＋5=10．5》8”，瑞迪像演说家一样，把这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写在黑板上，“怎么样，开复，你觉得还值得吗？”瑞迪教授早就为我想好了收入问题，他像邀请一个足球队员上场作战一样，拍着我的肩膀说，“来吧，小伙子，加入吧。”看到老师这么热情，又这么顽皮，我忍不住笑了。在恩师的盛情邀请下，4 月，我决定留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教书。那个时候，各大计算机公司的人还在不断向我“暗送秋波”，不过，我不再陷入选择的痛苦中，对于所有的邀请我都婉言拒绝了。无论出于自己的爱好、利益，还是对恩师“知恩图报”，我都认为，留在这里继续教学和研究，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因此，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栋房子，在匹兹堡安顿下来。
26 岁，我成为卡内基·梅隆里最年轻的副教授。接下来，我度过了两年相对轻松安逸的日子。在学校教书是相对轻松的，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同事，让我轻松度过了从学生走向社会的过渡期。由于留校，我继续在语音识别方面进行研究，因此我的恩师瑞迪教授又成功地向国防部申请下每年 1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他会划拨一些给我，加上我自己每年也有6 万美元国家科学基金的经费以及4 万美元德州仪器提供的经费，这样一来，我每年可以得到20 万美元左右的科研经费。那时候，我招收了爱丁堡大学的博士生黄学东在我的小组里做博士后，又带着三个博士生，因此，这个五人小组继续在“语音识别”的课题上探索，每年国防部的测试中，我们都会胜出，保持着最精确语音识别系统的桂冠。正如瑞迪教授预想的那样，我果然受到各种各样科技公司的邀请，成为一个计算机技术顾问。这是一个相当轻松的工作，有时帮加州语音公司修改程序，有时帮纽约电话公司做语音计划的审批，或是帮硅谷风险投资公司分析案例。那是我“走遍美国”的日子，我通常会在周末提前飞到目的地，先大吃大喝两天，看看街景，周一才会去干“正事”，那时，我最常飞的两个城市是旧金山和洛杉矶。每次我到了洛杉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一家自助餐厅吃饭，那里的最大特色是生鱼片和寿司无限制供应，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大喜过望”，以后便成了这里的常客，每次都吃到出门只能“横着走路”。过了几年，这家叫做“灯塔”的连锁店发展到整个美国，证明了我的确是“独具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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