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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女婴三成。有专家估计，到2020年，将有3 300万左右的适龄男青年无法结婚。这不仅会刺激非法的性产业的发展，使艾滋病的蔓延更难控制，破坏社会的稳定，而且从越南、老挝等周边落后地区走私新娘的活动也将变得难以阻挡。这些异国新娘往往来自当地社会的下层，缺乏教育，在一个陌生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非法生活非常困难。她们的子女也比正常人口更容易沦为没有技能的弱势阶层。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国的“超生游击队”常常以民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城市的教育系统往往歧视这些人的孩子，使他们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机会。这等于无形中降低了我们下一代的人口质量。
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比计划生育要复杂得多。中国仍然需要控制人口。但是，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不仅要考虑老龄化的速度，还要考虑人口质量。控制人口必然带来老龄化，只有一边控制人口，一边提高人口质量，才能应对老龄化的挑战。道理很简单：只有人口素质提高了，每个劳动力才能创造更多的产值，才能养活更多的老人。如果中国的经济20年后仍停留在现在的低端制造业的水准，就会失去发展的后劲，进而引发社会危机。因为到时候没有足够的劳动力，靠人海战术的“衬衫经济学”已经行不通。每个制衣厂的工人挣的钱勉强养活自己，如何还能分出一部分去养活老人？
所以，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既能控制人口，又能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控制人口的目标，只能通过市场的手段所塑造的自愿生育行为来达成。
简单地说，我们需要用妇女教育政策来代替计划生育政策。把计划生育的经费，全部用来建立一个妇女教育基金，资助育龄妇女读书。这样，妇女有了教育机会，有了妇女权利的观念，有了好的工作机会，就会自动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教育自己的孩子就越称职。妇女教育基金等于塑造了一代训练有素的家庭教师，这会使中国的教育质量、人口质量大幅度提高。这样，我们既控制了人口，又提高了全民的教育水平，为中国向高端产业转型做好了人才准备，可谓一箭双雕。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以市场控制人口（2）
这一政策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根据战后各国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农村的妇女，如果中学毕业后没有继续求学，没有好的工作，受男尊女卑的观念和传统所影响，她很可能早早结婚，早早生下孩子。但是，如果国家给她奖学金，让她进城读书，以后会挣比男人还高得多的工资，她还会甘心情愿地早早结婚生子吗？她更可能继续读大学。大学毕业，有了极好的工作机会，她也不愿意耽误，会推迟婚期，推迟生育，甚至最后不生孩子。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婴儿潮的高峰，一个妇女平均生35个孩子左右，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数字跌到了17左右，和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的出生率大致相当，但美国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呢？一大原因，在于20世纪70年代是女权运动的高峰。年轻妇女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掌握了避孕技术，而且获得了许多上学和工作的机会。
一系列的统计数字表明，学历越高的妇女生孩子越少。比如，1994年美国平均每个妇女所生的孩子已经回升到两个以上（这和移民的生育行为有关，但仍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但有大学文凭的白人妇女，平均只生17个。有大学文凭的黑人妇女则生得更少。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出生率就更低。以2000~2005年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的孩子统计，中国澳门为084个，为世界最低；中国香港为094个，为世界第二低；韩国为123个，排世界第7；日本为133个，排在第21位；新加坡为135个，为世界第24位。这些地方，全无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些地区的生育率比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地方生育率要低得多，乃至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原因很简单，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增多，男女平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社会高度城市化，养育孩子的费用提高，同时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妇女选择了自己的事业发展道路，摆脱了传统的生儿育女的观念。
中国应该通过给妇女提供教育机会，塑造自愿少生的生育行为。如今的计划生育组织，深入到每个街道，费用庞大。如果把这笔钱用做妇女的奖学金，甚至创建各个层级的女校，让尽可能多的适龄妇女上大学，让农村妇女进城受教育找工作。这样，中国的生育率可以不通过计划生育政策而自然降下来。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出生率会自然降到日本的水平。其实，降到那么低的水平将引发我们无法承受的老龄化问题，并非好事。取消计划生育，代之于妇女教育计划，也可能在短期内使出生率提高，但从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速度来看，这样的出生率很快就会回落。五六年内多生的孩子，正好为20年后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提供良性的劳动力缓冲。
所以，现在是人口政策改革的最佳时机。看看战后各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状况，出生率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到了我们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才能达到的水准。这一规律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没有一个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例外。特别是韩国，在1955~1960年，每个妇女平均生6个孩子以上，比同期中国的水平还高，但现在下降到了123，比我们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低得多。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进入韩国20年前的发展阶段。这也是人口出生率自然回落的阶段。人口增长仍然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但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恐慌和过度的反应。我们的决策者要拿出勇气，为妇女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取代控制她们生育的行政手段，通过市场来完成良性的人口控制。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夺，李鸿章感叹中国碰上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非改革不足以生存。其实，21世纪的中国，也将同样碰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只是这一变局没有19世纪时来得那么戏剧性，因此也更容易被忽视。这一变局，就是中国的人口。
自古以来，中国基本上保持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唯一可能的例外，大概就是罗马帝国盛期的1、2世纪。一些历史学家估计，那时的罗马帝国总人口可达5 000万到1亿。不过，这一庞大数字，包纳了大部分欧洲、撒哈拉以北的非洲，以及近东地区广大领域的众多种族。其宗教、文化、语言都非常不同，彼此联系松散，很难算是一国的人口。退一步说，至少自隋唐统一后，中国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就再没有受到过挑战。这一地位真正的改变，将出现在本世纪。根据最新人口学家们的预计，在2025年左右，印度的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这一前景，当然说明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就。中印同属人口负担过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显然比印度更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近1/4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印度，除了经济改革上领先一步的原因外，另一大原因，就是中国正享受着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
不过，当中国从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上走下来时，其国际地位和经济竞争力是否会受影响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看看庞大的人口规模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13世纪末，当马可波罗进行他传奇般的中国之旅时，欧洲正经历着商业革命，并且马上要跨入文艺复兴。他的故乡威尼斯已经发展为一个商业贸易帝国。意大利的一系列城市国家也迅速崛起。欧洲在商业贸易乃至支持经济增长的制度建设上开始领先于世。反观中国，经济发展到南宋已经达到顶峰。以人均ＧＤＰ来衡量，领先的势头正在被欧洲的发展逐渐削弱。但是，在马可波罗笔下，中国简直就是个遍地是金子的天堂！他的夸张描述，激励了哥伦布取道西线到东方寻宝的野心，最后意外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为什么中国会如此令欧洲震惊？我们不排除当时中国的人均ＧＤＰ略为领先的可能。但是，中国的人口总数，使得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高于欧洲。明清时代，世界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购买中国的产品。根据世界经济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