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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使通货膨胀的压力缓解，但这不过是周期性的缓解，而不是结构性的缓解。从前述的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看，通货膨胀早晚还要卷土重来。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体。而从长远看，能源、原材料、劳动力都看涨。所以，对于通货膨胀的挑战，中国必须设计一个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应对之道。
未来中国最有效的办法，大概就是加速人民币的升值，通过提高人民币的购买力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进口”。从长远看，中国应该探索改变目前这种粗放型发展模式，发展高技术产业。英国的《经济学人》注意到，2003年，两位美国参议员提出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加征275％ 的惩罚性关税，除非人民币增值同样的比率。所谓中国操纵人民币的兑换率、通过廉价货币进行不公平的竞争之说，一直弥漫于美国的政治中，并在总统大选中频频浮现。但是，尽管惩罚性关税的法案并没有成为现实，但到2009年奥巴马任美国总统就任时，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几乎快到了275％这一神奇的门槛。这一切并非来源于美国的压力，而是中国经济内在需求的结果。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这背后的道理在这两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清楚。2007年11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69％，政府于2008年初不得不宣布控制部分商品的价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中，当政府不得不动用非经济手段来抑制通货膨胀时，就意味着经济和民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美国公众至今还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低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卡特政府不得不采取燃油限价的策略，使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龙，搞得人心惶惶。美国人从这种惨痛的经历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威胁经济发展的因素虽然复杂繁多，但最大的敌人却是通货膨胀。此后的联邦储备银行全由反通货膨胀的*所领导。美国经济也渐渐复苏并进入持续高增长期。其中的一个窍门就是在ＧＤＰ猛涨的同时保持了低通货膨胀率，走出了经济一“过热”通货膨胀率就上升的怪圈。
如上所述，美国能走出这一怪圈，当然不仅仅是美联储之功。中国和印度等庞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规模空前的廉价劳工和廉价产品，压低了美国经济的各种成本。包括美国低廉的消费品价格、相对固定的生活费用、劳工面对国际廉价劳工的竞争难以提高工资等。所以，在美国国会推动人民币升值的法案时，《华尔街日报》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甚至频频发表文章指出：人民币的低汇率有利于美国经济，中国是在帮助我们抑制通货膨胀。我们应该祈祷的是这样的好买卖可以长久地持续下去！
然而，中国经济不可能永远维持这种低价发展的模式，否则就会帮助他国抑制了通货膨胀、自己则进口了通货膨胀，伤害中国经济本身。道理很简单：中国经济如果持续高增长，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其中包括石油。如果汇率长期维持不变，人民币的购买力就会变得非常低，原材料进口的价格就会不断攀升。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中，这种原材料进口价格的攀升，对民生有着立竿见影的冲击：石油、钢铁、汽车、纸张等，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处处可见。另外，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也由国际市场所决定，很难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加以控制。对此，前面已经反复论及：中国、印度因为经济起飞而提高了生活水准，引起了食品结构的变化，肉食增加，进而需要大量谷物作为饲料，出现了人畜争食；另外，石油危机导致美国必须发展再生能源，大量农地被用于生产乙醇等“绿色能源”，油价飙升导致出现了人车争食。这一切的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食品需求加大、供应缩小，食品的价格被抬高了。
从这个立场来回顾，如果人民币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不向上浮动，中国经济就将承担不堪设想的后果。放眼未来，人民币升值也是抑制通货膨胀进口、提高老百姓的实质性“财政收入”的有效办法。特别是最近美国为了刺激经济走出低谷，大肆印钞票，日后经济恢复时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即美元的贬值。人民币对美元又会产生新的升值压力。而人民币的升值，将会提高中国的购买力。但是，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中国产品的原材料费用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对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出严峻挑战。
面对这种两难的局面，中国只有进行经济升级，逐渐摆脱低薪廉价的发展模式。这一点，我在最近3年曾反复指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老百姓要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他们的劳动力应该卖出更好的价钱。中国人口的红利在未来十几年将逐渐消失，从劳动力富足型经济演化为劳动力短缺型经济，劳动力价格因为稀缺而将自然提高。所谓“衬衫经济学”早晚要碰壁。
要通过市场的原则推动中国经济的升级，需要两个机制：第一，政府要保证劳动者的权益，增强他们向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让企业面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市场现实，加快优化技术和管理。第二，加大教育投资，特别是对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投资，避免“民工的孩子永远是民工，盲流的孩子永远是盲流”的局面出现，使下一代劳动力能够胜任高薪、高附加值的工作。总之，如果中国人不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值钱”的话，中国经济就会逐渐失去动力。
大国小业：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抉择（1）
记得20多年前读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他讲到退任后对中国台湾进行经济发展的咨询。当时日本经济已经起飞，成为东亚的榜样。中国台湾方面对日本奇迹非常崇拜，很希望能够复制。根据岸信介的回忆，中国台湾方面总是对日本的大企业感兴趣。他则告诉对方：日本的经济主体是由中小企业组成。你们不要迷信大企业，要给中小企业多提供些支持！
那么，岸信介几十年前的话到底有多少根据呢？我们不妨以今日的“后知之明”检视一下。到2009年为止，在日本的制造业中，75％左右的产值为中小企业所创造，将近90％的劳动力为中小企业所雇用。1972年通过的法律把中小企业定义为雇员在300人以下、资本1亿日元（大致为当时的70多万美元）以下的企业。不过，在批发业中，小企业被定义为100个雇员以下、资本不超过3 000万日元（大致为21万美元）的企业。在零售业中，小企业的定义则是50个雇员以下，资本不超过1 000万日元（将近73万美元）。这些企业有如下特点：第一，规模非常小，通常是家庭企业，员工多数不超过4个人。第二，分布广泛，在日本各行各业，从销售到高技术，都活跃着大量的中小企业。第三，这些企业经常靠分包大企业的项目为生，受大企业的影响非常大；同时，每个大企业的产品背后，也都有一系列中小企业的贡献。第四，这些中小企业有着强烈的地域观念，在选举中对政治的影响也比较大。
中小企业之所以需要立法来界定，一大原因就是政府对之有慷慨的资助。法律的界定可以帮助这些企业获得优惠贷款的资格。日本政府为此建立了一套庞大的财政机器，为中小企业提供资助。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商工中央组合金库是针对中小企业的三大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于1953年建立，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帮助其完成生产设备和组织的现代化。在20世纪70年代，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在帮助中小企业改进控制污染的技术、提升安全和卫生技术、计算机化等等方面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国民金融公库于1949年创建，专门为那些难以获得贷款的小企业提供贷款。从1979年开始，国民金融公库开始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贷款。商工中央组合金库于1936年建立，也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财政服务为使命。到2004年，中小企业金融公库资本总额将近5 500亿日元，发放未偿贷款将近万亿日元；国民金融公库资本总额超过3 400亿日元，发放的未偿贷款达10万多亿日元；商工中央组合金库资本总额5 100多亿日元，发放未偿贷款总额也将近10万亿日元。中小企业从这三大政府支持的金融机构总计拿到了27万亿日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