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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方面低端市场巨大，使企业有可能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市场跨度又很大，几乎从最低端到最高端都有，这样又逼着企业锻炼出很多新的能力，像多样化产品的供应能力、复杂的渠道管理能力等等。这样的环境让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下生存下来的中国企业具备了强大的攻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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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字塔低端开始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大众消费者都可以视为金字塔底端的人群，他们构成的市场，是中国企业在成长初期积累能量的场所。
在这个底层市场中，支付能力有限的消费者最关注的就是价格，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并非胜出竞争的最重要因素。这是跨国公司完全不熟悉的市场，他们无法习惯在这样的氛围内生存，中国企业却如鱼得水，他们与这个人群的基因相同，知道需求在哪儿。
这个市场一定会发生价格战，残酷的价格战迫使中国企业把有限的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把成本做到了别人想象不到的程度，这个市场则为价格战中活下来的企业提供足够大的规模——这个规模令人吃惊，格兰仕生产微波炉，上来就是一百万台、五百万台、八百万台、一千二百万台，完全是几何级数增长的规模。规模效应带来的是成本的快速大幅度下降。竞争对手往往一下就被打乱了，因为双方的规模往往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在价格战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生存能力一定是最强的，他们可以把底层市场做得无比扎实，把性价比做到最优，然后再向产业链中附加值更高的环节突破，通过一个一个细分市场进入中端。
面对中国企业的进攻时，跨国公司一般选择往高端退，但越往高端规模越小，跨国公司面临困境：除非是创新的速度可以超过中国企业学习的速度，否则可能是死路一条——中国企业在下面把规模做大后，可以有能力从容地一个一个占领更高的细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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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学习
全球化为后来者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新工人们除了利用他们自己的头脑和体力，还可以利用世界所积聚的知识和技术，后者的利用比例在不断提高。
随着世界上的知识越来越系统化，并从硅谷人士等特殊群体的头脑中转移到电子图书馆或者互联网上，以低成本将新概念和新技术相结合的可能性注定将增加。在这种系统化的知识中，有部分是拥有专利知识产权的，但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知识将可以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所用。
正是这个获取和吸收新技术的新机会，使中国产业的生产力自1995年以来一直以每年约17％的速度增长（不包括由国家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众多新兴的中国企业是发展的先头部队，它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通过多种渠道向世界学习——搜索互联网；观察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聘请外国专家、供应商或专业服务公司为它们在中国工作；与外国公司结盟或收购外国公司；以及建立海外研发和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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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化、水平分工造就世界工厂
随着外包业务看似无情的扩张以及产业价值链被分拆成“即插即用”的模块，新来者打入全球市场的机会将增加。这是因为，这些本为了节约成本和让更多企业专业化的发展，也让新进入者参与到全球联赛中来，这些新进入者们尚未获得提供一套完整解决方案的必要技能，而只是把精力集中在这些模块化行为中的一种上。
这种趋势对中国企业最大的意义是降低了进入壁垒。
例如在手机行业，中国企业之所以能有2003年能有个很大的突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产业链当中原本被整合在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大企业中的设计环节被剥离出来，产业链当中突然多出独立的设计公司的环节，帮助中国企业克服技术壁垒，进入全球市场。
这个因素现在越来越明显，像汽车，奇瑞之所以能够快速地推出这么多产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跟意大利的设计公司，奥地利的发动机公司有很好的合作，实际上在全球整合资源，借助外脑的力量，在产品层面上进行创新和整合，这是很大的机会，而且跨国公司在过去20年，反复强调的是聚焦、外包，换句话说，他们把产业链中越来越多的环节让了出来，中国企业正好可以把很多这样的产业环节接下来，这是很大的产业演变的趋势。
中国企业进入世界竞争的壁垒由此而大大降低。由于水平分工，中国企业现在可以只从组装和制造这个环节切入。而当年日本企业的崛起是靠汽车跟电子两个行业全部吃下来才进入了世界之林，那需要产业政策的极大倾斜。韩国则是拿全国的力量集中去拼几个产业，才形成了一些突破。但是中国因为完全适应了全球化的浪潮，由于模块化、由于水平分工，我们相对比较轻松地把别人组装和制造的环节拿到手上了。
只有当中国企业开始崛起的时候，西方才有可能把制造环节都剥离出来，迅速地移到中国，中国从一个低端的制造业中心变成所有制造业的中心。中国制造的崛起与世界的扁平互为因果，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工厂”的称号，既非日本亦非韩国，却独独为中国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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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两极分化
一位社会学家做过分析，全球化时代有其实没有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区别，每个国家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企业或个人，或者参与和分享全球化的果实，或者压根儿就不能进去、沦为底层，世界将两极分化。
近年来，在西方社会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现象是中产阶级在萎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使中国和印度的数亿人口进入了制造业，欧美、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低端工作，原则上都将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中国和印度，西方国家中不能提供差异化劳动的人群，他们整体的工资水平一定下降。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向下滑落成为必然。
在中国国内也是一样，能够参与全球化、分享这个盛宴的人变得越来越富有，甚至是国际级的富有，但那些非技术工人的相对收入并没有提高。可以看到中国和世界都在两极分化，而且在互相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宏观格局——某种意义上，只有当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基本上被世界市场吸收完之后，中印的整体工资水平才能够往上拉，美国、欧洲如果转型成功，也才可以重新把本国的低端人群纳入到一个新的全球产业分配格局下，那个时候可能全球的人均GDP将到达一个更高的层面。这就是文明的进步。
但在那一天之前，全球消费市场将受到两极分化的冲击，产品的性价比均衡将向下调整，而中国市场将更为重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边界将更为模糊，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将在本土和海外同时进行，对于具有成本优势的中国企业而言，这并非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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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战将持续
许多人认为中国企业家不理性，为什么总要打价格战，为什么不去做技术……现在看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价格战可能是常态的竞争格局。
人跟资本的供给都变得无限大，在人跟资本都没有壁垒时，很多新的产业技术能够维持垄断利润就只有短暂的刹那，产品生命周期变得非常短，任何一个技术只要能够模块化复制，基于这项技术的产品立刻会变成同质化的竞争，利润立刻就会降到非常低的状况。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早在1942年就指出，增长的过程是“从内部持续革新经济结构。旧的技术不断被破坏，新技术不断产生，这一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在此理解为市场经济）的精髓。”
当中国企业参与到全球竞争后，“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在加速。任何一项新技术，只要模块化、标准化，中国企业就能很快掌握，而一家中国企业学会了，全中国的企业很快就会学会，然后会有新的价格战，没有人能想到产品可以便宜到这种程度，存活下来的企业有点像超人，肯定比任何一个跨国公司都要强，然后再回过来挑战跨国公司，这是非常新的生态圈。比如，在通信技术领域，任何一个技术，只要华为做出来了，跨国公司就大幅度降价，否则他们将失去市场。
“更平的世界”为中国公司打开了门，利用它们最基本的成本优势，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