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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要将温州人曾经走过的致富路径稍加梳理，就不难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在温州20余年来改革开放的财富分配餐桌上，自由市场的杠杆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也许是受到偏居浙南山区一隅的地理制约，握有大小特权的一些“政治精英”以不正当手段疯狂攫取灰色财富的几率不高。同时，不知是否值得庆幸，在这片土地上国有企业历来薄弱———即使幸存的几家也较早、较好地实现了转轨，企业化形态的国有资产积淀很少，依靠垄断的权力非法侵吞、一夜暴富的现象已经失去了大量滋生的土壤。今天温州数量庞大的富人群体绝大多数来自乡间，世代农民，没有权势背景，他们基本从家庭作坊式的半手工制造业起步，靠利润微薄的小商品小心翼翼地积攒每一个铜板。即使从事流通贸易，他们的最大优势也不过是自己不知疲倦的脚板。在他们的记忆中，“空手套白狼”只是飘忽不定的奢望，除了脚踏实地，别无选择。在这样一种“农民气息”浓郁的集体性财富理念之下，温州人坚定地认为像空气一般的股市是靠不住的，不属于你的就注定不是你的。而房产则大不一样，那可是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无论楼市如何阴晴变幻，房价如何起伏涨落，东西还是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它能让人心里踏实，睡得安稳。在很多情况下，挥之不去的农民情结自有它的可爱之处。
零点调查公司2004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当下占中国城市总人口5％的新富人群将房地产作为最重要的投资理财渠道，其比例高于储蓄、股票、保险、国债、基金等其他投资途径居于首位。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基数，这5％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量。而实际参与炒房者肯定不会仅仅限于所谓的新富人群。
问题在于，在这一庞大的炒房群体的背景下，唯有所谓的温州炒房团一枝独秀，竟演变为一个特有的概念。其原因之一显然是温州人购房时喜好集群抱团，或十余人，或数十人，甚至超过百人，统一号令，呼啸山林，弄出那么大的响动，也就怨不得别人侧目。对此一般层面上的分析均认为，温州人无非是仗着人多势众，企图恐吓开发商，并以团购方式杀低单价，牟取利润的最大化。
答案并非如此简单。对温州发展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温州人的抱团决非始于购房。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游走全国的温州人就在各地形成了无数个温州街、温州村，勾画出独特的经济人文景观。20世纪90年代初，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以南5公里大红门南苑乡的温州村，鼎盛时期人口超过了10万。同时，大凡温州人聚居人数较多的城市都有自发组织的温州商会。温州人在异乡抱团聚居的流程大体是这样的：一位温州人或一个温州家庭漫游到某地，一旦稍稍立稳脚跟且发现当地有商机闪动，他往往会很快向自己的血缘亲属或非血缘的乡亲发出类似的信息：此处钱多、人傻，速来！于是一发不可收，一传十、十传百，雪球迅速越滚越大。
在催生这一极具特性的群商现象的诸多因素中，有一点是很容易被分析者忽视的。正因为温州商人普遍出身低微，曾经实力薄弱，虽然他们赢得过“蚂蚁雄兵”的美誉，但蚂蚁终究是弱小的，弱小者———尤其是客走他乡的弱小者———就必须互相温暖。这如同早期人类的集体狩猎，彼此依靠才能有力量。如果从这样一种生存本能的渊源视角去解读温州购房团，其行为方式恐怕就无可指责了。
还有需要一提的是，充足的资本显然是大规模炒房的前提条件之一。经过20余年的打拼，温州人已成为中国“最有钱”的区域群体。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也就无须再费笔墨了。
“天使”还是“魔鬼”（1）
在著名的网络搜索引擎google上键入“温州炒房”四个关键字，瞬间排列出的相关条目共有11。6万条。
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目。如果按平均每条的报道篇幅一千字计，其总字数将超过一亿，至少相当于数百部长篇小说。对任何一位声称有时间又有耐心的人来说，这样的阅读量肯定都是无法承受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数量极上，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温州炒房团巨大的“明星”效应。作为一个注定入选的新生经济学名词，“温州炒房团”让温州再一次出了名。稍加整理我们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共有五次“万众瞩目期”。
———以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首度冠以“温州模式”为标志，以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商品经济为焦点，1983—1986年，温州遭遇了第一轮席卷全国的“温州热”，到温州参观的人数累计超过60万，其中被称作“温州年”的1986年，仅副省级以上官员就达93人次。高潮中的高潮———1986年9—10月，杭州、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车流阻塞，车祸激增：两个月发生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共翻车57辆，死71人，伤25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
———以中南海三次派员前往温州实地调查为主要事件，以温州是否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争论话题，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至1991年，温州在表情复杂的质疑中再次被无可选择地推到了聚光灯下。这是一次极特殊的“温州热”，事关温州兴衰，甚至影响中国改革的沉浮。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拐点，以中共十四大召开为契机，作为公认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蒙老师的温州人走上接受鲜花和掌声的前台。1992—1994年，拦都拦不住的第三轮“温州热”蓬勃而起，到温州参观取经者累计达50万人次。
———以中共十五大宣告“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及随后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这一重要论断载入修改后的国家宪法为里程碑，中国民营经济的首席代表温州几经磨难，终于修成正果。1997—1999年，与本次思想解放相伴随的，是第四轮“温州热”。仅十五大召开的当年，到温州的参观考察者就达近10万人次。
第五轮全国性“温州热”的主角正是温州炒房团。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声势和震撼力并不亚于此前任何一波。首先是媒体的传播量。有学者曾声称做过统计，截至1998年的改革开放前20年，全国各地媒体有关温州的新闻报道总量约在1万条次左右。由于时间跨度大、筛选难，做这样的统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我们有理由对其结果的准确性表示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前四轮“温州热”媒体报道的总量远远少于温州炒房团的曝光率。支持这一结论的事实是，近五年间，中国媒体尤其是都市类媒体的家数已呈几何级增长。更关键的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媒体之间跨时空的工业化流水线式的巨量复制和克隆提供了平台。其次是话题关注者的广泛性。前四轮“温州热”的核心主线是鲜明的温州“姓资还是姓社”之争，话题不可谓不重，内涵不可谓不深，但恰恰由于其“重”、其“深”，带来了话题关注者的高端化。而房地产则不同，它是一张巨大的网，触动着上至中央、下及城市边缘每一个平头百姓的敏感神经。其相关利益的直接性和个人化，决定了话题关注的最广泛基础。作为中国房地产大牛市期间最活跃的群体，温州炒房团注定将成为利益各方议论纷纭、无法绕开的焦点。
从媒体追踪报道的角度梳理，温州炒房团的称谓经历了从“看房团”到“购房团”再到“炒房团”的微妙演变，其前世今生大抵可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一是2000年前后，温州购房者的身影开始在一些媒体上若隐若现，但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二是2001年8月18日，由《温州晚报》组织的第一支媒体购房团抵达上海，至此温州购房团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频频亮相，并在他们开赴一座座城市的铿锵脚步声中不断激起越来越炫目的浪花；三是2003年下半年“非典”阴影日渐消失，随着中国楼市进入价格飞涨的疯狂期，大小媒体也同时进入了“言必称温州购房团”之时，神秘买家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