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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买房？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总不能让钱躺在银行里吧？”吴春波说，2004年上半年，同样因超常发展的制革业而被称作“中国第一污染源”的水头成为温州市违法排污企业重点整治和监管对象，他的制革企业也因为污染问题不得不停产。但吴反复强调，购房并非自己长远的主业，他一直在努力寻找新的投资方向，“其实，温州老板参与炒房的又有几个是丢下自己的实业的？”
很显然，从整体经济形态上看，量大面广的温州炒房大军的主角，属于温州的相对边缘人群及社会闲散资本。近年温州市域所谓GDP增速的相对滞缓，一是由于改革先发优势的淡出，周边地区急起直追———这本身是中国改革开放均衡推进的必然要求。事实上，以2003年为例，温州GDP达1220亿元，同比增长14。8％，创6年来的新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7个百分点。二是受区位劣势和资源禀赋不足等要素的制约，不断发展壮大的温州本土经济出现了“馒头大于蒸笼”的现象，外溢呼声日益强烈。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底，温州向全国扩张的资本总额已超过1000亿元。最新的轰动性事件是，2003年6月，中国十大真皮鞋王之一的温州奥康集团宣布投资10亿，进军重庆璧山县，欲打造“中国西部鞋都”。这个占地2600亩的鞋业工业园区全部建成后可引入百余家制鞋企业，皮鞋年产量将超亿双。鞋王振臂一呼，下游大小配套企业纷纷趋之若鹜。奥康的西进，拉动的将是温州主导产业产业链的整体对外扩张。
在温州经济的新一轮成长期，其“成长的烦恼”是本土产业资本为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而自然呈现的井喷式异地扩张，而与所谓“炒房的诱惑”带来的资本流向城市房产并无本质关联。
媒体购房团横空出世
2001年8月18日清晨，一支奇特的队伍出现在上海火车站。他们高举着《温州晚报》的牌子，但不是记者采访团；他们提着花花绿绿的旅行袋，但也不是旅行团。在以后的无数报道中，我们将记住它响亮的名字———来自温州的第一支“媒体购房团”。
顾名思义，媒体购房团即由媒体组织的购房团体。这样一种有趣的组合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世界传媒界肯定也绝无先例。此后几年间，正是这彪奇特的队伍在温州全国炒房风暴中大放异彩。而其于2001年8月18日的第一次出征，更是引起了人们追根溯源的强烈兴趣。翻阅与此相关的许多报道，或语焉不详，或谬误百出。正因为是第一次，我们便有认真考证的必要。
上海浙江商会常务副秘书长陈康汉当年曾长期担任《温州晚报》分管经营的副总编辑兼广告部主任。作为事实上的创建者和第一当事人，机敏干练而习惯于低调的陈康汉对那段故事一直保持了沉默。但故事令他难忘，每一个细节至今都清晰得恍若眼前。为了尽可能真切地还原现场，我们以他为第一人称记录如下———
话还要从2001年5月说起。当时，我和报社一位财会人员前往上海参加一个金融方面的会议。会议间隙，这位财会人员说想去看一个本地楼盘。我吃了一惊，温州人跑这么大老远去买上海的房子干什么？她说是听温州老乡介绍的。好奇之下，我决定一起走一趟。
那是个在卢湾区陕西南路的楼盘，高层住宅，名称怪怪的，叫“新加坡美术馆”。漂亮的售楼小姐的一番介绍更是让我大吃一惊，已经购买这个楼盘的业主中，温州人竟然相当多。一个奇妙的推论突然在我脑海里蹦了出来：有钱的温州人喜欢买上海的房子———更多的温州人会来上海买房子———并不是每一个温州人都掌握充足的信息———媒体是沟通开发商和购房者最有效的红娘。
这肯定蕴藏着媒体大有可为的商机。凭着多年新闻报道和广告经营的经验，我认为具体运作模式其实很简单：楼盘开发商到媒体投放一个整版以上的广告，媒体则负责组织相应数量的温州购房者直接前往楼盘销售现场。
笑容灿烂却两眼茫然的售楼小姐找来了一位有权拿主意的负责人。听完我的设想，他半信半疑：这和我们以往投放广告有什么区别？
当然不一样，我说，区别至少有二。一是开发商单纯投放广告与被普遍认为代表公众利益的媒体出面组织的公信度及号召力不可同日而语；二是拥有社会话语权的媒体组织购房团本身就是绝好的新闻猛料，其轰动性及传播效率亦不可同日而语。
《温州晚报》一个整版的广告费是6万元，就算你冒一次险也不过只是6万元。我再补充说。这位负责人显然听懂了，心动了。
从上海一回到温州，我立即将情况向报社做了汇报，计划很快得到了认可。在具体实施上，一个楼盘肯定规模太小，赢利空间有限。我们马上行动，以同样的方式和上海多家开发商进行了接触。最后确定的方案是，首批组织购房者100人，涉及的上海楼盘包括“新加坡美术馆”、“菊园”、“怡景园”、“四季之门半岛花园”等5个，每个楼盘按刊例价投放广告一个整版，共计30万元。
还有一个敏感问题是，对参团的购房者收不收费？如果收，该收多少？两种意见各有利弊：不收或象征性地收一点，参团者无心购房纯粹借机旅游怎么办？收高了，会不会影响报名的人数？反复斟酌，定下了每人398元的中间价，比当时温州旅行社上海三日游的收费标准稍低一些。具体行程是这样安排的，8月17日（周五）晚8时坐火车出发，18日晨6时到达上海；18—19日白天考察5个楼盘，洽谈签约；19日晚9时登上返程火车，20日（周一）晨6时40分回到温州。
至于实际参加的人数，不是后来媒体普遍报道的157人，而是117人。其中，晚报刊登购房团组团广告后社会上自发报名的购房者100人，包括我在内担任领队的广告部人员4人。后来又临时增加了报社内部员工家属13人，他们的收费有所照顾，每人298元。
8月17日晚，浩浩荡荡的队伍终于上路。说实话，我一直很紧张，心里没底，忐忑不安：如果都不买房怎么办，万一成交惨淡如何向开发商交代？在火车上，我们压根就没敢睡安稳觉，抓紧宝贵的时间逐个做工作，帮他们算账，一起畅想房产升值的美好前景。你猜最后结果怎么样？一共下单1000万元！既有实际购买也有预定的，虽然数字不如此后媒体报道的所谓成交5000万元那么夸张，但应该说算是大获全胜。宣传效果也基本上如我们所预期的，新华社、《新民晚报》等许多新闻机构立即追踪报道。上海首战，媒体购房团一夜之间成了声名远扬的另类品牌。
万事开头难，开了头也就不再难。此后不到一个月，温州媒体购房团第一次抵达杭州；同年10月16日，第一支乘飞机的媒体购房团空降上海；以后，又是北京、南京、重庆、武汉、福州……自此一发不可收。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曾赞叹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温州人。如今，有房的地方就会有温州媒体购房团。
几年间，温州媒体购房团到底组织了多少次，究竟有多大规模？说法不少，数据很乱。对比甄别各方资讯，剔除明显的水分，比较可信的数据是：先后组织购房团的温州媒体主要有《温州晚报》、《温州都市报》和《温州商报》三家，其中前两家规模最大也旗鼓相当，各家累计组织购房团120次左右。前期购房团往往一次在100人以上，因组织困难，管理不易，以后单次人数有所下降。最少的仅一二十人，平均约每次50人。前后实际参团总人数累计在6000—8000人次。
我们观察到，虽然温州炒房者往往结队而行，但很多购房行为仍带有明显的随机性与自发性。在几种组团方式中，真正称得上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声势的，只有两种：媒体组团和房产中介公司组团。据官方统计，截至2004年6月，温州共有房产中介代理公司70多家，基本运营模式为受外地房地产商委托，在温州当地帮助代理销售其楼盘，并收取销售佣金。从我手头获得的一份某楼盘的项目委托销售代理合同文本看，当购房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支付首付款后，即视作代理销售成功，房产商应支付中介代理公司该商品房总价的1。5％作
为销售佣金。
为了更直观地扩大销售，中介代理公司采取的促销手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