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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讲被安排在22日下午三点开始，我有幸代表世行主持了这场演讲。当时会场安排了200个席位，早早的就座无虚席了。
我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早在会前就进行了专门的准备。我在开场白中说：“中国这几年发展迅速，在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成为新的亮点和推动力量。中国经济有什么新的特点，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它如何展现自己的力量，这都是大家所关心的，今天，我们荣幸地请来了领导这场改革的###副总理······”
当朱副总理走上台来，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摄影记者们更是频频按动快门，一时间讲台变成了光的海洋。朱融基副总理发表了十分精彩的演讲，他表达了中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担忧，同时宣称，“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正式的国际场合，向全世界表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态度。事后证明，人民币坚持不贬值的决策是正确的，它保证了中国金融体制在暴风雨中的稳定性，躲过了一场后果难以预料的资本灾难，同时也为亚洲金融秩序的复苏做出了贡献。
###副总理的演讲刚结束，就看见很多记者已经飞快地跑去发新闻稿了。他重申的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无疑将是明天全球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新闻。
接下来是提问时间，原来的安排是，先由听众递条子，再由朱副总理回答的方式。由于现场场面实在太热烈，只好改成举手提问。第一个提问的是中国北京大学的教授林毅夫，他可能是教授当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所以提了一个问题，自己又解释了好长一段，朱熔基副总理幽默地回答他：“你不是提问，你已经把自己的问题给回答了。”言毕，引得全堂大笑。
国内外电视全程转播了###的这场演讲，作为主持人的我也第一次代表世行、代表中国人从幕后站在了前台。我在上海的母亲和在加拿大的老师们都通过电视新闻看到了我。母亲在电话里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还是站的蛮直的。”
争吵、控诉、抗辨、表白。
1997年的香港年会便在这样的热闹和喧嚣中开了五天。
年会结束的当晚，我专门召开了一个香槟酒会，将筹备会议的世行工作人员聚集在港岛展览中心，感谢他们半年来的辛苦工作，同时也为我们会议的成功而庆祝。
1997年的年会，让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也给了我…一个中国人…一个世界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登上国际舞台的机会。
香港年会：为朱镕基主持演讲（3）
回过头来看，这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最有影响的一次世行年会，它适时地在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召开，展现出世界银行敏锐的战略视野和强大的影响能力。
背静资料： 没有预料到是，针对香港的金融狙击，就在世行年会不久降临，或许是那些金融投机商想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一下他们令人恐惧的能量。10月20日，美国华尔街股市上演了“黑色星期一”的惨剧的。同一天，香港股市开始下跌。10月21日、22日香港恒生指数连续两天大幅下挫，累积跌幅近1200点，下跌了9％，被当地市场人士形容为小股灾；23日，香港恒生指数最低曾落至点，跌幅高达1871点，恒生指数闭市时报点，退低点，下跌了％，有人甚至认为这一天的跌幅可和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相提并论。香港的上市公司市值在23日一天就损失了4335亿港元，同8月份市值高峰期的43354亿港元比较，减少了15420亿港元，跌幅达35％。与此同时，香港十大富豪估计损失超过2100亿港元。恒生指数持续暴泻，跌势之猛、损失之巨，震惊世界。
《战略合同》：“沃尔芬森时代”的开始（1）
亲爱的晟曼：你用自己的智慧有效地沟通了执董会，我知道，如果没有你的参与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
―― 沃尔芬森
97香港年会，其影响力和轰动性，缓解了国际舆论对世行的种种质疑，这让世行的管理层大大松了一口气。在金融风暴的善后处理上，世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前后向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提供了160亿美元的援助，是出力最勤的国际组织之一。在另一个意义上，金融危机也让一度萎靡的世行贷款业务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自1990年以来，世行贷款一直在2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徘徊不前，到1997年，更是创下了八年历史新低，只有191亿美元。然而，到1998年，贷款总额猛然一跃升至286亿美元，打破了世行的历史记录。作为一个国际发展组织，世行在全球性重大经济危机中的平衡作用毕现无遗。
历史为沃尔芬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在这时，信心满怀的他正式拉开了世行全面改革的序幕，正式开始施展他的拳脚。
沃尔芬森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早在这一年的春天就已经提出了，改革的内容包括：对世行现有的组织结构进行全面的改造，更新组织、引进矩阵管理模式，提升工作人员技能等等，这个方案总共涉及2·5亿美元的经费，他希望这个一揽子改革方案能获得董事会的支持。
针对这个一揽子改革方案，我的责任是协助行长，说服那些有着千奇百怪想法、主张各异的执董们。经过好几轮的游说，大多数执董同意了沃尔芬森的改革方案，都认为世行的业务的确存在问题，大家在改革的方向和必须性上没有异议，不过在三个方面存在争议，一是世行的发展战略和贷款的方向，沃尔芬森执意把减贫作为的第一目标，并要求加强对社会部门的贷款，如教育卫生等方面，有些执董对此不以为然；二是如何解决贷款项目的环保保证，这是NGO和发达国家叫嚷得最利害的；三是世行改革是不是要化钱，发展中国家的执董大多表示理解，但是，发达国家则认为，改革可以，但最好不要化钱，其中顶得最凶的是美国。
我跟美国执董琵尔丝（Jan Piercy）的关系不错，我必须想办法去说服她。因为在国际组织的有关事务上，美国老大一向叫嚷最响，但每每到了出钱的时候便最不爽快，政府承诺的，国会也不一定批准，这与美国政体的相互牵制性有关。我跟琵尔丝斡旋了很多次，最后问题被递交到美国财政部部长鲁宾手上。直到要举行执董会讨论的前夜，美国的态度依然不明确，到午夜12点，我跟琵尔斯最后一次沟通，我俩达成一致，让鲁宾和沃尔芬森直接通电话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行长办公室，鲁宾的电话被接通了，沃尔芬森向鲁宾介绍了他的一揽子改革方案，鲁宾始终不表态，当沃尔芬森表示将定期向执董会通报实施进展时，鲁宾才终于松口，表示对改革方案“不反对”。
当沃尔芬森放下电话的时候，我察觉到他的手微微有点发抖。
当时在场的人，除了他、常务副行长山德斯壮姆、负责战略和预算的副行长拜瑞德（Mark Baird）、外事主管莱斯，还有我。沃尔芬森反常地从抽屉里拿出一根雪茄烟，大口大口抽了起来，要知道，世行大楼里是不允许抽烟的。在我的印象中，沃尔芬森在大楼里抽雪茄只有两次，一次是后来发生“”事件的当日，一次便是此刻。
第二天，执董会正式开会一致通过了沃尔芬森的改革方案。从此，长达十年的“沃尔芬森时代”真正开始了。
当天下午，我收到行长办公室送来的一个便条，是沃尔芬森亲手写给我的：
亲爱的晟曼：
虽然我没有在公开的场合表达，但是我还是希望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在《战略合同》的启动工作中做出的种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你用自己的智慧有效地沟通了执董会，我知道，如果没有你的参与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说，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正在越来越默契。虽然我不经常当面说这些话，但是我还是要再次说，我是多么欣赏你的工作，并感激你对世行的贡献。
詹姆斯·沃尔芬森
沃尔芬森天生是个改革派。他给自己的改革方案起了一个很古怪的、别有新意的名字：《战略合同――焕发银行在反贫困中的效力》（The Strategic pact：Renewing the Bank’s Effectiveness to Fight Poverty）。他似乎想用“合同”这个专用名词来向执董会表达他锐意改革的承诺和决心，也想用这个词汇清晰地告诉所有的世行同事：我们已经签了一个“合同”――一个必须被实施的诺言。
他上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