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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北征，被很有气势地形容为“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像犁地一样把蒙古人的地盘连根翻了个底朝天。单看这些形容词，我们会以为朱棣给予敌人以何其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但细看随驾亲征的官员所做记录，则令人满腹狐疑。
翰林检讨金幼孜，跟随朱棣参加了永乐八年、十二年两次北征，其间，逐日记录经过，后成书《北征录》（亦称《北征前录》）、《北征后录》，是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师出北京，一路游山玩水、狩猎赏景，所获者野马、狡兔、黄羊耳，金幼孜能够记录下来的朱棣谈话，也无非“汝等观此，方知塞外风景”。“汝等观此，四望空阔，又与每日所见者异”一类品鉴风光之语。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报第一次军情：某胡骑都指挥使“获虏一人至”。第二天，五月九日，再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之后，敌又无踪影。直到六月九日，总算见到一小股比较整齐的敌人“列阵以待”，“上麾宿卫即催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这“十余里”的追逐，竟然就是朱棣惊天动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战役。后面，仅偶遇“游虏”而已。六月十四在一河边发现“游虏”，“虏怆惶渡河，我骑乘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161｝。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军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征结束。
“获虏一人”、“追奔不十余里”、“生擒数人”……这就是永乐大帝从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历时长达五月有余、用兵五十万，如此波澜壮阔的北征，所取得的“自古所无有也”｛162｝的辉煌战果吗？而且最奇的是，“虏由是遂绝”———只抓了几个俘虏，怎么会“绝”呢，又怎么“绝”得了呢？
跟第一次比，永乐十二年第二次北征，战果堪称“巨大”，但也不过“毙贼数百人”｛163｝，且是以“五十万之众”对“可三万余人”｛164｝极悬殊的兵力所取得的。
以后三次，就近于搞笑了。
永乐二十年的北征，三十万大军未至，鞑靼首领阿鲁台率部望风而逃，朱棣完全扑空。即便一贯极尽粉饰之能事的《太宗实录》，在添油加醋编造“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之余，也还是闪烁其词地透露了实情：“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165｝既称“远遁”，当然连影子都见不着了，何来“首贼”可杀，且至“数十人”？彼此矛盾，其说不攻自破。真实情况如何呢？此次北征系因阿鲁台的鞑靼部寇兴和（今属内蒙）杀明朝守将王焕而起，可是阿鲁台听说朱棣亲统大军来伐，就溜之大吉，朱棣根本没有跟他所欲“惩罚”的鞑靼人交上手。没找着鞑靼人，他就拿另一部落即东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气，所杀数百人亦属该部落，而且多为老弱平民。时任礼部郎中的孙原贞随军参战，他描述说，蒙古人在明军将至之前，“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166｝。如入无人之境，杀俘老弱平民，这也算“盖世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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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朱棣（44）
第四次即永乐二十一年的北征，如出一辙，阿鲁台又使用“敌进我退”这一手，朱棣则再次扑空，再次“如入无人之境”。他正懊丧之际—— 《明史》的说法是“帝方耻无功”｛167｝———另一蒙古部落首领前来归附，朱棣总算可以搪塞一把，就像前一次杀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战果那样。
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索性空手而回，连可以冒充的“战果”也没有。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弥望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辄【应为“辙”字之误，抄者所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人【应为“久”字之误】”。“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168｝无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师”，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多伦）一命西归。
如雷贯耳的“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实情原来如此。
每次北征，均出动二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的人马，声势这么浩大，但遭遇的敌人往往仅千百，最多一次“可三万余人”。这就好比动用每秒运算十亿次的超级计算机，解一道最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式。明显多余，明显不上算。朱棣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我替他分析，可能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老话题了———作为非法的篡位者，他亟须以种种“不世”之伟业，来为自己正名，树立威信。我们看，即位以来他就不断折腾，而且全是极大的动静，几乎没有一天停歇过，最后连死都死在实施“壮举”的过程中，可见其心理压力之大。说实话，这也真够难为他的了。
第二，他是个很虚荣、又很在乎表面文章的人，一心想干惊天动地的大事，以厕身于历史上的伟大君主行列；或者说，他所理解的伟大君主，应当是轰轰烈烈的，气吞山河的，建立丰功伟绩的。这一点，跟他父亲颇不相同。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沙漠，是史上光复中华的第一人，原本很有理由自视甚高，然而他反倒相当谨慎，一生很少追求大而无当的虚荣，治国的基本思路是务实———国家一旦统一，立即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和民生问题；国防思想注重构建牢靠的防御体系，对外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修建南京，没搞过什么太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事。朱棣则是另一极端。试看从燕王时代到驾崩榆木川这二十来年时间里，他先后发动一场全面的国内战争（“靖难之役”）、六次大规模对外战争（一次对安南，五次对蒙古诸部落），决定并实施迁都和对北京的营造，六次派超大舰队远航，此外还有完整地重新疏通大运河、修建大报恩寺等一系列巨型工程……洪武时代的三十年，好不容易从战乱中恢复并重建的经济，就被他如此没完没了的好大喜功挥霍掉。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成为“伟人”。他的大臣们都懂他这心思，所以在每次明明华而不实的北征之后，纷纷献上如此的赞歌：“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刘邦】哉？”｛169｝“乘舆所至，盖汉武【刘彻】唐宗【李世民】所不到者。”｛170｝“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万世不拔之功业”｛171｝，“自古所无有也”，“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172｝别人歌功颂德不算，朱棣自己在北征途中，所到之处，也迫不及待地留名，树碑立传，制铭刻石，大书“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于铄六师，用歼丑虏”｛173｝之类的豪言壮语。
第三，或许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疑心朱棣五次兴致勃勃的北征，除展现其“雄伟抱负”外，也兼带有游山玩水之打算。其实，这样揣想朱棣并不见得过分，喜欢游山玩水，向来是帝王们的传统，那些性情不安分、爱折腾或自以为胸怀宽广的帝王，尤其在皇宫和京城待不住。秦始皇是个例子，隋炀帝是个例子，朱棣的六世孙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例子，以后的康熙、乾隆也是个例子。这几个人性情都比较“恢弘”，不能做到安安静静，故而喜欢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单说明朝皇帝，就是安静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很少离开；弘治、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这几个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兴致，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绝，过于安静，以致躲到西苑里不出来，钻研他的道教，许多大臣多年欲见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跟他们不一样，当燕王时他就带着兵到处跑，做了皇帝更闲不住，让他憋在京城和宫里，估计八成会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论在南京或后来的北京，正经待在那里的时间极有限。从他北征途中见着塞外风光而发的感慨，分明可以感到，除了是“御驾亲征”的天子，他也很有一番旅游者的意识，到处勒石留言，跟今天每每在景点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游客似乎没有多大分别；此外，对朱棣来说，塞外也算故地重游了，年轻时作为燕王他曾统军来到此地，所以不能排除他现在以当了皇帝的心情，到此旧梦重温，别样地体验往昔的荣光———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