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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兼并”，防止豪强大户的高利贷盘剥，这种借贷是面向需要借贷的贫民的，并非专门针对大户强行取息。虽然规定“召民情愿请领”，“不愿请者，不得抑配”，但又规定“结保请领青苗钱，每保须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头”，这两项规定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必须结保领钱，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强迫三等以上大户做保头领钱的情况，因此“不得抑配”也就变成了一番空言。这些措施显然是需要改进的，只要略加调整，就可以减少矛盾，避免冲突。
王安石主张以开源为主、节流为辅，强调通过发展经济来满足需求，并不主张一味减少开支或者要求人们节欲。正是这一观点使王安石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人，也使他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
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对经济一窍不通，却自以为是，不肯接受王安石的理财之道。司马光对王安石“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观点根本弄不明白，他以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这完全是一种自然经济的观点，一是认为财物完全是天地所生，忽视了人的劳动能够创造新的财富；二是认为财物是一个常数，不会增加，不懂得世间还有扩大再生产。因此，他认为所谓理财就是聚敛，就是搜刮民财。
王安石则主张“天下财富依天下之力而生”，是可以不断增加、不断发展的，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理财就是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为了强调开源、强调发展生产，王安石对盲目的节用表示反对，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对他产生了误解。
司马光之辈既然不懂还有开源一说，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就只有节俭一法了。节俭当然是美德，也是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之一，然而如果只会节俭，一味强调节俭，就势必会减少必不可少的开支，虽然能解一时之急，却会造成更大的隐患。而且，过于抑制需求对发展生产也是不利的，现代经济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宋朝的前几位皇帝除真宗外，都是比较节俭的，然而单纯讲节俭却不是解决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而且只有皇帝节俭，大臣、贵族都奢费无度，也是毫无意义的，仁宗朝的事实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王安石反对单纯节俭，守旧派及后人多以为他反对节俭，甚至主张皇帝可以奢华，以天下之财自奉。此事不辩自明，王安石一生俭朴，怎么会反对节俭？神宗也一直比较俭朴，并未奢华。这不过是邵伯温辈有意诬蔑，后世不明真相者随声附和而已。
熙宁变法在富国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量荒田的开垦，水利设施的兴修，有效地增加了农业产出，政府财政收入随之大司马光像量增加，“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州州县县，各有蓄积”，财力的充足使得各项事业的开展有了可靠的经济基础，也使中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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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兵之方（1）
王安石在理财富国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强兵。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设置军器监等法令和措施都是围绕强兵这一根本目的而设定的。
宋朝军队战斗力差是非常出名的，十战九败是常事，以至于敌方一听说跟宋军交锋，就欢喜雀跃。而其祸根，可以说早在太祖时期就种下了。说来可笑，宋军战斗力差是朝廷有意造成的。由于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兵骄将横，导致兵变连连、天下大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宋太祖有意减弱军队的战斗力，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相互牵制，不能为乱。宋军还是无赖流氓的大本营，为了避免###，防止兵将造反，朝廷有意将社会上游手好闲、好勇斗狠之辈纳入军中。可以说宋军本来就不是对外的，而是为了避免内部###而设置的。宋太祖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如何防止军队造反上，根本没想过如何抵御外敌，或者说他考虑的是赵家的传国万世，考虑的是一家一姓的利益，根本没将国家利益放在心上，因而这样的军队只会虚耗民财。
治军与理财是相应的，不整治军队，就无法节约占财政开支大半的军费，富国自然也谈不上，因为这种军队实在是消耗财力的无底洞。但是，整顿军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酿成大乱。早在知鄞县时，王安石就对此表示关注。当时由于军队数量太大，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宰相文彦博、枢密使提出省兵，建议裁减禁军，王安石为此有《省兵》一诗：
有客语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
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
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
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
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
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
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兵与农是相互依持的，以兵卫农，以农养兵。而农是根本，设兵的目的就是御外治内，保证农民和农业生产不受侵犯。过去一向是兵农合一，战则为兵，耕则为农。自有募兵（职业军人）以来，应征当兵的大多是游手好闲之辈或无以为生的贫民，总之都是无业可赖之人，而官府也有意将之召入军中，以防止生变。但是，这些人从军，既不能御外又不能安内，只是虚耗财物，如此一来则农民负担更加沉重。一有灾荒，贫民衣食无着，政府无力救济，只好又将之纳入军中。如此则兵愈多而农愈少，农民负担日重，养兵、养官、养僧道，甚至有一夫耕而十人食之局。宋朝的禁军就是如此恶性膨胀起来的。这样的禁军战斗力极差，战斗力越差就越需要数量，数量越多则战斗力越差，于是，出现了难以根治的恶性循环。
王安石认为在不能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情况下是不能先言省兵的，因为质量不行，就只能依靠数量，不然难以御敌。而且这帮老爷兵骄惰成习，硬裁下来，一时间也不可能改变旧习，还是不耕不桑，让地方白养着，如果不养着，他们又会为贼为盗，为害更大，因此，这些人裁与不裁差别不大。那么怎样解决问题呢？王安石提出两个并行的方案：一是择将治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以质量代替数量；二是减轻农民负担，使人乐于为农，不愿当兵，这样一来游民数量就会大大减少，兵额自然也省下来了。
王安石认为，要想提高军队的素质，就必须改变“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现状，使兵与将相互熟悉，兵有约束，将有职责，上下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有了凝聚力，就会有战斗力。将兵法的实施，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将兵法打破了原来的禁军编制，让富有战斗经验、爱兵亲民的将官统领一部，其辖区比较固定。将以下设副将，将与副将皆给虎符，以增加其权力与威信；又设训练官一职，次于将佐，专门负责军事训练。根据将兵多寡，又在将下设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四级军官。将兵法使兵与将比较固定，加强了军事训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强兵之方（2）
王安石认为宋军的痼疾是“将非其才，议不得专”，省兵的关键是择将。在择将方面，王安石认为必须选择文武全才，不可专赖武人。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指出“先王之时士兼学文武，未有不学武事者”，因而各级官员都是文武全才，出则为将，入则为官，守边、戍卫，都是士大夫充任，而今文武分家，文士耻于言武，武官短于知文，军中兵将皆不解文言，不识礼义，战则无策，居则无行，将守边、戍卫的重任托付于此辈，如何得安！因此提高军队素质的关键是提高兵将的文化修养，培养一大批文武全才置于军中。为了培养军事人才，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恢复了仁宗时一度设置，但旋即废罢的武学，选文武官员知兵者充任教授，招收武生，官给膳费，学习兵法战策。
王安石认为武将也应精通兵书战策，智略与勇力是同等重要的。因而他对武举设墨义一科极为不满，认为文官诵书多少还有点用处，武官只会背诵兵书，不识文义，则一无所用。与其招一些只会背兵书、不懂武艺的学究从军，不如多招几个精通武艺的武士。他还认为择将不一定非得是武士，文士知兵者也可以为将。他坚决支持本是文官的王韶为将，使王韶终于完成了收复河湟的绝大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