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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们被“包围”了（1）
乌鲁木齐一时间热闹起来—— 想不引人注意都难—— 逢山爬山，遇沟趟沟—— 走黄羊小道，越戈壁大漠——连夜找回丢失的笔记本—— 每人都配了枪——满山遍野都是手电筒的光—— 半边脸变形了—— 苏联专家安慰我：你还是很勇敢的，你没有哭啊！
50年代的乌鲁木齐，远不像一个省级大城市，简陋的街道，简陋的楼房，汽车行人都比较少。而由于五一九大队调集的人马陆续到位，乌鲁木齐一时间便显得热闹起来。黄头发的，黑头发的，中国人，外国人，行踪又特别神秘，想不引人注意也难。去的人所拿的都是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上面只说是执行特殊任务，别人也不允许多问。因为新疆当时比较乱，所以经罗瑞卿特准，地质队的人员还都配了枪。他们也不穿军装，衣服五花八门，年龄老的老少的少，除了枪，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设备，时而一走好多天不见，时而又重新出现在了当地，更是显得有几分怪异。
曾卓荣也和杨士文一样，分配到了新疆五一九大队。195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他们先从北京坐火车到兰州，同张献金会合，再一起带着一批找矿员、翻译以及其他地质、物探技术人员，乘坐汽车向新疆进发。那时候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铁路还没有修通。汽车是苏联卖给的那种嘎斯63车，颠起来能把人肠子给颠破了。他们把各自的行李放在车厢上的两边或中间，人坐在行李上，身上再披上大衣。从兰州出发到乌鲁木齐要走七天，每一天走两三百公里不等，要看住宿点碰上在哪里。一路上尽是戈壁沙漠，非常荒凉。一天颠簸下来，到了晚上，找到住宿点就睡觉，第二天一早就得赶紧爬起来。由于干旱缺水，洗脸水都不够用，等他们到乌鲁木齐时，一个个都是蓬头垢面，风尘仆仆，身上穿的皮大衣因为坐在后面一磨一磨的，都磨穿了很大几个洞。
到了乌鲁木齐，稍事休整，就着手分队了，有的往北疆，有的往南疆，曾卓荣被分配到南疆那一片。南疆只有一个队，主要负责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这一广大地域内的勘探调查。和曾卓荣一道的苏联专家叫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对工作非常专一，但是脾气比较大。按照规划，他们这个小队要从天山的库尔勒以东一段，一直普查到西边的喀什，有几千公里的距离。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坐上汽车赶到天山脚下。戈壁滩上特别广阔，看起来很近，可汽车走一两个钟头才能到达山脚下。随后按一公里一个找矿员把人都放下来，找矿员沿着一条三四公里的线朝北走，按规定须跑完这条线上每一个点，并全部做好记录。当时的找矿员不少是朝鲜战场下来的通信兵，大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检查时一条线三个人，一个人拿仪器测，一个人是搞地质的，拿着罗盘，找方向，指定路线，还有一个人是警卫，专门背着一挺轻机枪。曾卓荣他们配的是小手枪。当时大家每天出去都挺紧张的，因为新疆乌斯曼武装集团还非常活跃，曾经冲击过地质部的普查队，有一次甚至把女地质员抢走了。苏联专家特别强调说，你这个笔记本上记录了这个线路的放射性情况，是国家秘密，不能丢，丢了就是严重泄密。另外，这个仪器要是碰上特殊情况，你要把它砸烂。因为当时美苏都想垄断核武器，包括垄断核资源与核技术。现在苏联援助中国，铀矿普查技术基本上是无私帮助，有什么说什么，为此在保密上就非常注意，仪器设备可以提供，但不能丢失，不能被别人弄去了。
刚开始因为不懂，所以一点一滴都完全照着苏联专家说的去做，有时不免过于死板。找矿员沿指定路线检查时，碰到高山，再高也得往上攀援，碰到河沟，再深也得下去，从这沟壑里通过再爬上去。所以，看起来三四公里的距离，对于体力的耗费却非常大。有时碰到沟太深了，没有办法，天山里面的深沟比高有四五百米，找矿员便只好在悬崖上平着走，保持原先方向不变，而这个悬崖上的道都是黄羊走的道。曾卓荣曾经亲自走过线，沿着线走的时候往下一看，头直犯晕，不敢看，往上面也不敢抬头，只有在山坡中间沿黄羊道冲着那个测点走。光那么战战兢兢走还不行，必须一边走一边测点，看是否有异常，其艰险可想而知。爬了一天回去以后，人人精疲力竭，还得小结汇报，看今天有何情况，有无保密问题，完了才能休息。偏偏有一次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一位找矿员在野外不小心把笔记本给弄丢了，也不知道在哪里丢的，马上就惊动了全队。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平时老提起前面所说的那两条规定，不论谁都不许出丝毫的差错。现在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谁都顾不上休息了，赶紧连夜组织人员，拿着手电筒，回到走过的线路上去找笔记本。因为人少了不行，便连后勤干部和炊事员都出动，最后还是沿着白天那条线路，把笔记本找了回来。尽管大家花了很大的精力，半夜三四点钟才返回来，没睡好觉，但却得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从此以后，丢笔记本的事就再也没发生过了。
8。我们被“包围”了（2）
在天山找矿，由于有乌斯曼一伙活动，大家晚上都很警惕，要轮流值班。曾卓荣说，有一次在白城北边一个山谷里头宿营，搭起了帐篷，科什尔尼夫尼科夫和他妻子阿尔莎，还有若拉和戈尔巴乔夫，四个苏联专家，加我们一二十人，这个小队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队里面的主要骨干，都集中在一块了。所以，当时我们的岗哨就设在那个山坡上，从这里看平地，可以看得很远。睡到晚上12点的时候，哨兵突然发现远处有打手电筒的，以为是来对我们搞侦察的，就先没作反应。等那个人慢慢走近了，他突然喊口令，对方答不上来，哨兵就开了一枪。那个人慌忙从旁边躲着走，手电筒也没有关闭，胳膊一摆动，一时间满山遍野都是手电筒的光。哨兵一看，好像不止一个人。我们一听到枪声，马上都起来了，这个警卫很紧张，以为我们被包围了。我们有两三架手提机枪，赶忙把轻重武器都布置好，并把四个专家给保护起来。我们队长叫宏志全，他在军事上有一些经验，对人家攻过来怎么防卫，怎么撤退，都做了安排，还迅速把资料、文件装了箱，同时派出轻装部队，和岗哨一起对正面来的那个方向进行侦察。我们派出去的人喊话，最后回来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管理员，叫马应仁，还有一个是他带的人，两个人不知道我们规定的口令，他是去筹办别的事，所以知道我们队伍在这个谷里，他走啊走，走到天黑了，还没有到，最后，还是想赶到这个地方来，结果枪响了。
勘察队员们不光要防坏人，防泄密，还要防野兽。天天在野外起早贪黑活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面临危险。
新疆人烟稀少，野生动物特别多，人们一旦单独置身野外，就会受到死亡威胁。曾卓荣说，危险是经常能遇到的，我自己就遭遇过狼。那时路线一定下来，就要逢山过山，逢沟过沟，不能够取巧，必须沿着这个方向走。但找矿员这一跑，回来就不容易了。去的时候有很大的劲，想找矿啊，一直找到指定的地点，往回走呢，把仪器关掉，还要顺着原路往回走，因为别的地方你不熟悉呀，你要是想走平道，你走两天也走不回来。上好上，一下来有的地方就下不来了。有的人回不来，晚上就只好在山头上露宿。我们有一个女地质员叫陈淑德，1955年重庆大学毕业的，她那天就回不来，往下走呢，有一个几米高的坎，她没法下，往左走天又暗了，还不敢走。所以，只好在那个山窝子里头呆了下来。晚上我们出动人去找也找不着，第二天早晨才把她接回来。还有一次，一个队员沿着沟里走，跑路线正好跑到树阴下，一下子碰到了熊，遭遇上了。我们那时规定，发现有特别情况就吹哨子。每个人有一个口哨。可队员这一吹哨子，把这头熊惊了，它一蹿上来就两扒拉，把这个队员给扒拉到地上，还用舌头舔了脸。最后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以后这个同志也就不找矿了，现在人还在呢。这张脸我见过，，眼睛没有瞎，因为他紧闭着眼睛，但这一舔啊，把眼皮都给舔坏了，右边额上撕去一大块皮，长了新肉以后这半边脸都变形了。
到了11月份，天气已经很冷，勘察队上到帕米尔高原，发现了巴斯布拉克矿点。当时的一位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