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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之不足，为官兵调摄治疗。其有病亡者，视宗教信仰之不同，召僧人、道士、牧师、阿訇为其祷祝安葬。不到半年，不仅官兵体力大增，情感亦亲如手足，部队团结力益趋强固。补给与后勤问题的重要性，在军事与组织管理的领域当中，常常未被赋予足够的重视，这和蒋纬国在西北的用心是一样的。据《一个将领的养成与形象反思》介绍，邱清泉从细节入手，各连组织伙食委员会，采买账单逐日公开，此为*程序化之要端，在当时恰是解决贪渎与官兵营养不良的良方；在与美军接触的过程当中，美军重视官兵福利与休闲的风气，也逐步影响了中国军队，第五军军长希望各营部与连部都要建设花园，美化营舍，官兵每周办理会餐与娱乐节目，这些观念在当时都是异常新颖的。
第一流的幕僚，其人格、头脑、心胸、智略等，俱应有相当的独立意识。
除在教导总队任参谋长，为幕僚生涯精彩之一笔，在其留学报告中建议我国现代化国防军之建设，洋洋二万余言，深受器重。1940年秋又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议，复任幕僚。当然，1934年出国前，任陆军官校政治训练处少将处长，也可看作幕僚时期。
次年春上，短期调任军训部第十六补充兵训练处处长兼重庆第三警备区司令，旋为胡宗南请到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任副主任，主任为胡氏自兼。盖以当时胡氏所部在全军校阅成绩低下，特聘邱清泉为之训练提高。
著作有《教战一集》《教战二集》《军队生活教育》《建军论丛》等。这些著作较之蒋百里的书，焦点似更集中于战术方面。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5）
1943年春，就任中国驻印军军长的郑洞国在上任前赴重庆告别，才知原来的人选是邱清泉，邱清泉已经选好幕僚班底，准备赴任。不料军中大佬建言，说是他脾气暴躁，和美国人合作时怕他不买账，事到临头才忍痛将郑洞国来替换他。郑氏的脾气较为温和，但后来的事实是郑洞国被史迪威等人骂为白痴，反而留洋的廖耀湘等慢慢和美国人相处和谐。如果国民党军委会不临阵换将，则邱氏以其独到的兵学修养，以及他的外文水准，可能更早和美国人打成浑融的一片。
他的兵学思想，无论治军、作战与训练，尤其战略战术之指挥运用，常有突出惊人表现，此与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军事教育之影响与熏陶关系极大。
东征打陈炯明的时候，军校第二、三期学生及两个教导团组成校军，任粤军前锋。邱清泉任班长，对于造桥、筑城、安置炸药等工兵任务，贡献甚多；而对于实地经验与心得，收获亦大。
在昆明第五军期间，他的练兵方式大略是注重沙盘教育，图上作业，兵棋演习，半实兵演习，实兵演习，对士兵先授以步兵战斗技能，步战协同及营以下战术，然后再施以美式教育。
其基本战术思想，深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即使用无限暴力以歼灭敌人战斗力。他认为达到此一目的的方法，唯有机动力与火力综合的冲力。所以第五军参与抗日各战役，大都使用冲力的战法，而战术的细节，则根据实战经验不断改进。
至于他的指挥艺术，没有半点留学生的教条或僵化。他亲自编有战斗歌诀，供士兵记诵理解。譬如战斗口号：找敌人，瞄准打。向前进，死不退。不惊慌，不突围。硬打到底，三天成功。攻防要领——攻击：吃少打多，攻弱抵强，主动索敌，把握战场。防御：三层火网，子母连环；立体三层，平面三层。上下掩护，内外策应。缩小正面，加大纵深。一堡三枪，交换射击。侧防反射，埋伏逆袭。沉着勇猛，硬打到底；子弹缺少，设法代替。三天苦战，马上胜利。
他尊重士兵的人格，关爱其生命，使全军产生一种团队精神。他与幕僚研究战法，改进战法，随时改进，使敌莫测高深。他善于把握战场心理，在一鼓作气攻城略地之前，或艰苦作战坚持最后五分钟之时，常枪笔并用，连夜振笔直书信札或文告，以激励士气，每使将士衷心感动，乐为效命。他选拔干部的唯一条件就是“能打仗”。
邱氏的无限火力的理论是他任幕僚时期酝酿的，一是军委会参谋时期，一是教导总队参谋长时期。吴佩孚投军时因瘦羸文弱未入选，仅充勤务兵；邱清泉等人较重视心身健全，注重军事体育。
新军人如邱清泉等，古书读得比前清的秀才还好。吴佩孚早年应登州府试，得中第三名，与常儿无异。邱清泉几次重要考试都是第一名，吴佩孚是穷秀才大烟抽上瘾受家族之辱没才立志雪耻，较为个人化；邱清泉他们这一代军人，多为中山先生之信徒，也可看作新时代的秀才，是为人本而战，却从古书、西学，直到兵学，都向第一流的境界迈进。谁说秀才不能造反，中山先生道德理想的赓续，构成了军界新秀才们的精神内蕴，而和老秀才们保有本质的不同。
与大学教授的交锋
邱清泉识大体顾大局，平日训勉僚属部曲，深忌军人干政，在其所著《建设现代国防应有之认识》一文中曾谓：“参谋总长纯为军事长官，在*政治时代，彼固不可在政治上提出主张，更不可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而严格保持其军人身份，是乃应有之纪律与风度也。”又谓：“*政治，政党斗争，时行纷乱，国防军纪避免干涉，以却怨尤。其有扰乱公安者，厥唯由团警任之。”故处理昆明*，邱先生虽系参与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策划作业，但在其思想上是矛盾的，感情上是痛苦的！
抗战烽火的浇铸之三（6）
较之民国前期的老参谋，他们时运不济、灰心感无力感降临，往往借助信奉怪力乱神；到了邱清泉这一代新军人，则除了清醒的头脑，卓越的胆识，尚有对*精神的信奉，对游戏规则的遵守。留学的教育背景毕竟不同，西方的普世价值对其人品及行为方式具有根底上的影响。他的参谋生涯不长，以后是自己给自己当参谋。他牢骚式的对国防部参谋部的怀疑，乃是参谋生涯的延伸，正像恋爱中的嫉妒和怀疑一样，往往百发百中，他眼中的鬼影幢幢，亦丝毫不差，不幸而言中。
他处理昆明*事件，和旧军阀的颟顸做法确有不同，冷静、理性，且和教授里的头面人物直接对话，而能大体稳盘，这在板荡紊乱的局势中确需头脑和手腕。而他的手腕的心理背景，就来自于他做幕僚时节的修养和知识储备。
1944年在反攻龙陵之前，第五军驻于昆明郊外之北较场。为了回应大学教授的质询，他与西南联大众教授举行座谈会。闻一多、李公朴、冯友兰、杨西孟、潘光旦等参加。
当时西南联大*思潮喷涌，言论尺度激烈。而国民党省党部形同虚设，对联大师生畏之如虎，不特不能对垒，甚至予以附和。邱清泉军书傍午，但他还是动了主动了解沟通的念头，乃决定由政治部副主任吴思珩和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先生接头，以邱军长出面邀请这几位教授参加座谈会，希望从座谈会中他们所发表的言论去了解他们的态度。当时基层中小县市党部的执行委员，不要说大学毕业生是绝无仅有，就是高中毕业的人也很少。他们智识程度这样幼稚，要叫他们督促县长、或与左翼知识分子对话，擘画地方行政建设，自是不可能之事。由他们惹起的纠纷，也往往是鸡毛蒜皮低层次的笑料，一旦被人利用，小祸就变成大祸。所以像邱先生这样的高级将领，还要在戎马倥偬的关头，拿出国学西学的底子，来和社会的一部分人交锋，也真令人感慨不尽的了。
1944年10月某日，座谈会在昆明北较场举行，军方除邱清泉、吴思珩，还有罗友伦、宋长治（当时为军法处长）共四人，教授有闻一多、冯友兰、杨西孟、潘光旦等。座谈会以邱清泉为主席，讨论题目为反攻问题，当时日军正在攻打衡阳。其间，杨西孟以经济学家身份谈财经问题，而以闻一多的质询最具力度。闻一多说，衡阳究竟可否守住？不能守，怎么办？日本将向何处延伸攻击？最后打到哪里？指名要邱清泉回答。邱说，这个问题涉及军事的机密性，但也不是不能回答，可以从研究的角度来观察，所以，他坦率答复道：第一，衡阳守不住！当时衡阳是二○七师方先觉（此时是第十军军长，几个月后他才以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兼任新组建的青年军第二○七师师长）防守。邱军长以日我双方装备实力等着眼，说明我方守不住的理由；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