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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文蔚记孙中山先生过天津时遗言：北洋军人全不可靠，我们应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组织军队，非根本解决不可。
孙先生实在是不亲干戈之人，如中国症结可以政治解决的话。动刀动枪，实为迫不得已。
胡汉民在临时总统府时期，统筹秘书班子，文件大小他都要过目，四面八方来求见孙中山先生的他都要先行见面接待，他就睡在孙先生寝室的外间，每天晚上梳理白天的重要事件报告孙先生。孙中山助手中，如陈其美、胡汉民等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幕僚。
他的秘书——整个大秘书班子有庶务长沈某自称内务大臣，招摇于外，强征民间的车马，胡汉民就让江苏都督将他拘捕。沈某的继任者就是应夔丞，他还兼任卫队长，飞扬跋扈，胡汉民也将其抓捕，并欲杀之，被孙中山制止，只是解除其职务。当时的参议院中，同盟会籍议员占大半，执著于三权分立之说，好持异议。譬如有些人说，定都南京那么远怎么控制东北呀，不等于放弃吗？此类言论以章太炎、宋教仁为代表。当时南京如开追悼阵亡烈士大会，章太炎居然撰写对联讽刺：群盗鼠窃狗偷，死者当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毕竟虚言。胡汉民认为这是公开的反革命言论。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7）
有一天，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人来求济于政府，孙中山先生批给20万元，胡汉民马上到财政部拨款，可当时的金库里面只有10个大洋。当时战火纷飞，临时总统府的行政令不出都门半步，政府各部亦仅备员名义而已。可见当时作为秘书的也真是困难重重。
另外一件事情，则特别显露了秘书班子对个人性格的制约。胡汉民提倡朴素、简易的民风。当时要地北方将士出文告，由总统府秘书雷铁厓撰稿。胡汉民认为他用词艰深，就说，这个是要让普通士兵都能看得懂的，就像棉被、稻谷一样是非常普通的东西，而不能是罕见的山珍海味。于是否定了他的文稿，让另一个秘书任鸿隽重拟。雷铁厓非常愤怒，拂袖而去。并有诗句说，八年革命党，半月秘书官。胡汉民认为这是名士气太重，很难做好行政工作。
关于这件事情雷铁厓另有说法。雷先生也是老同盟会员，资格几乎不在胡汉民之下。
关于这段时间的秘书工作，胡汉民说，张謇推荐了十几个人来总统府做秘书，胡汉民一个也没录用，于是张謇就在上海一带扬言说，胡汉民善于揽权，好像一个第二总统。当时汪精卫说，他们骂你，等于是赞扬你非常负责呢。
张发奎对胡汉民的看法深透入骨，“学问渊博，责任心强，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简朴，但他心胸狭窄，没有孙总理的气度”。
至于汪精卫，“软弱无能，作为行政院长，他本身没有主意，不敢对蒋先生进言，却又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到了抗战民族危急之时，他还“把自己对蒋先生的仇恨，放到民族大义之上了”。
“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后来我见到蒋总司令，便问他说，汪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赴汉口。蒋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李宗仁*》上卷）
“蒋氏此话，颇能得到我们的同情。其实，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借，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既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们这批赤胆忠心，希望党内团结，完成革命的同志。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汪氏出来领导，而他却浇了我们一头冷水，未免太失望了。”（《李宗仁*》第32章）
李宗仁此种看法，多少暴露汪精卫性格弱点，只适合在幕僚地位辅佐，不宜做主官以控制全局。问题是中山先生辞世后，汪氏心理却已膨胀，个性、智力和时势、他人形成剧烈拉扯，他的悲剧也就到来了。
伪政权时代，被周佛海等人先拨弄、后播弄，实在是有苦说不出。硬着头皮去做，往往事与愿违。一切都是那么的勉强、支绌。所以汪晚年要说：“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何处不怨尤。”
若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之属，当中山先生去世后，他们谁也不服谁，各有所长，智慧无法像孙先生般予以超越，德量更无法像孙先生那样涵容服人。几个便打杀开来，而蒋先生以权谋手腕领先，其余便各个分化，至汪投敌，意气成分很多。唐德刚先生的《书缘与人缘》，对汪兆铭有一大处把握的总评：“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是道德大于政治的。其实他的伪政权并未做太多的坏事，他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前往南洋作战，且不无可记者。汪氏之劣迹，是他破坏了民族道德——他不该以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于抗战最艰苦阶段，谬听老婆之言，反身投敌……他们一旦投敌，乃把我们这个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当时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适；而人类渣滓的汉奸，则个个手舞足蹈，理直气壮起来。汪氏在历史上的罪恶，莫有大于此者。”（广西师范大学版《书缘与人缘》118页）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8）
作为幕僚助手，胡汉民等人固为一代精英。但他们毕竟在孙先生身边工作，较之孙先生的超常睿智，他们的事功就大为逊色。孙先生的谋略，是从大处着眼，以总的关节来带动诸般细节，而不是在个人意气上运用功夫，斯于大局无补。
因为营救汪精卫一事，孙先生就批评了胡汉民等人。
那时汪精卫因刺杀案被捕。同志悲哽，于是胡汉民、陈璧君、黎仲实等放弃革命军事运作，派人进北京，或以金钱疏通，或谋劫狱，想将汪精卫从牢狱中予以搭救。
孙先生就在马来西亚西北部的槟榔屿秘密会议前，批评了他们。先生说：“余对于革命职责，断不容忧伤憔悴以死……我意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也。夫谋杀太上皇可以免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前例，况于满洲？其置精卫于不杀，盖已为革命党之气所慑也。”（《孙中山集外集》149页）
事实上正如孙先生的判断，一年后清廷不支，不仅释放汪精卫，还要赔礼道歉呢。而胡汉民等人欲以传统方式营救汪精卫，小处着眼，费力费事，反而于事无补。
至于廖仲恺和胡汉民两人之间，中山先生对之如何呢？他对他们是辩证地运用。虽然对廖特别推重，但他在前方督师的时候，后方留守的要职，委胡而不委廖。他北上的时候，代帅的交椅，授胡而不授廖。不知者以为廖不如胡，其实先生自己自有定夺。他说：“我如果把大权交给胡，廖可以服从；如果把大权交给了廖，则胡一定不服，广州从此多事矣。因这两句话，就可以使我们知道廖、胡之为人了。但中山死了以后，广州的大权，落入鲍罗廷手中，既不属于胡，亦不属于廖；不过在事实上，廖比较尚握有重权，胡则仅一空洞之外交部长及中央党部之工人部长而已。他既非外交人才，更不善于做工人运动，这不过鲍罗廷和他开开玩笑而已。廖则以党代表及财政部长之尊严，俨然为广州新政府之中心矣。本来在官位上是廖不如胡，至此胡反不如廖矣。胡汉民非肯屈居人下者，此中山在日，早已洞若观火，中山既死，汉民失势，岂肯罢休？故广州从此多事矣。中山远见，诚可佩也！”（杨新华《廖仲恺与胡汉民》，《现代史料》第二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4年版）
戴季陶：报人生涯也是幕僚作业的一种
戴季陶主编《民权报》期间，因公开反对袁世凯而短暂入狱，报纸被迫改为《民权素》。
入狱更知专制之苦。
他的笔名天仇，因该报而大肆传播。故当其返川之际，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这和雷铁厓到北京时一样。民众对舆论英雄的崇仰一直可下推到索尔仁尼琴回苏联之际，因文字的力量受到民众的欢迎是一样的。
戴季陶少壮幕僚激烈心曲，一直保持到终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