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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将不成问题。
中国的文职幕僚有两种，一种像饶汉祥、杜牧等，以文职终其身。
一种像蒋百里、曾国藩、左宗棠，尤其像罗泽南、彭玉麟、辛弃疾、蒋纬国等，下马草露布，那是行家里手，本色当行，而其另一面，又可牵头拟定策略，亲率大军指挥作战，甚至冲锋陷阵，做一杰出罕观之战术家。
烽火智囊 序篇（2）
外国的情形同样明晰。
19世纪初叶普鲁士军参谋长、兵学大师克劳塞维茨、晚些时候的俄军总参谋长约米尼、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老毛奇、20世纪初叶的德军总参谋长施利芬、一战时期的德军总参谋长兴登堡、意大利米兰师参谋长杜黑，以及二战名将麦克阿瑟、东条英机、马歇尔、梅津美治郎、史迪威、阿诺德、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古德里安、布莱德雷……诸位都是参谋、幕僚长出身，或由中下级军官升为高级幕僚，或由高级幕僚兼大军指挥，或由幕僚而统帅、而总统，或为终生幕僚，但都是专业军事人才。古德里安跟隆美尔一样，从来不在后方指挥，他总是乘坐装甲指挥车与先头部队一同驰驱，靠无线电联络各师旅，有时甚至因前进速度过快，进入己方的炮击区而险遭厄运。这和中国传统的文职军职转换大有其区别。
北洋时期，那些信古不疑的迂阔之士，都只好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此政体里大行其道的只有两种人，韩非子的传人和鬼谷子的信徒。前者帮助君主守权，防止臣下行窃；后者指点臣子偷权，在瞒天过海中偷天换日。
然而，其计也有时而穷！他们在各自的纲领和雄辩中所披露的，更多的却是政策性的措施，难以见到对原则和方向高屋建瓴的阐述，以及历史的景深，更多的是眼前短浅的现实。
《孙子》分十三篇进行谋略研究，《百战奇法》则按百种作战类型研究谋略。
思想家方面，老子“无为而治”、“以柔克刚”的统御之术的倡导，孔子的“文治武功”、“刚柔并济”的推行，“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主张，“三纲五常”的运用，曾给社会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思想家的影响是潜在的，是后发的。
清末民初的文武之间，距离和分野的痕迹都不大明显，有的武人文采甚佳；相当数量的文人，也时时保有武装行事的气质。
那时候的人，在行为方式上，就很少有忍气吞声的。
佯狂玩弄世中，他们甚至可以说携带相当分量的暴力倾向。
杨笃生北京骑毛驴看书骂人，连死都是由着性子来。《南社诗话》有谓：“湖南志士好自杀，而自杀尤好沉水。”譬如陈天华、姚宏业、杨笃生等，皆然。笃生遗书给吴稚晖：“有生无乐，得死为佳。”说得透辟、简捷无以复加。1911年8月初，他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陈天华则在孙中山和黄兴面前，有时无端地就大哭起来，他在日本海滨投海。
章太炎本已自承为疯病，但他更指康有为病狂之极。他给谭献写信，说康有为想当比皇帝还厉害的教皇，康有为的目光直而亮，狂悖滋甚，分明是精神病的症状。
辜鸿铭回国后入张之洞幕，为西洋社会百科顾问。张之洞办汉阳铁厂，他也多有意见的贡献。他本人则回头苦修中国经典，后来将四书翻译成英文。
袁世凯曾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之洞讲学问，他自己则不讲学问，而讲办事效率。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近代以降，社会矛盾拉扯剧烈，社会转型加剧，一时豪杰四起，社会场景变换多端。至于近代军队的发展，湘军解散以后，则大体经历李鸿章时代、淮军的组建发展、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代、北洋时代、日本士官生时代、保定军校时代、黄埔生时代。
这是一个替换较为迅速的时代。个人的识见、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风态度辗转影响历史。幕僚（参谋、智囊、军师、策士）在其中载沉载浮，其作用、其活动轨迹，甚为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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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
中山先生早年的幕僚实践和思想框架
中山先生的文章行文充溢恳挚醇美的气息，他总是推心置腹地披沥以道。只要他一下笔，就能提炼出高人一筹、振聋发聩的思想见地。
他最早走向社会，欲以文章、策论影响当局大吏，从这个渠道来实现他改造中国的良愿，就是以国族参谋、国事幕僚的心态出山的。
他28岁时写的《上李鸿章书》（全集第一卷8页起），结尾也还有援用当时体制内套语，对李大人加以恭维。如“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云云。1894年夏，他和陆皓东前往天津，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投书，李氏还不予接见。
《上李鸿章书》一文底子本来就好，复经大文学家王韬修饰润色，虽系经世文字，却也彬彬可诵。他论证国家富强之道，明说关节不尽在坚船利炮、壁垒森严，而在于内在的四大端：即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些是根本，其余是标末。探寻欧美富强之本，即是人尽其材，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些都是制度的根本所造成。他指出李鸿章辈只着眼于坚船利炮，是舍本逐末。
明朗通透的分析击中专制社会的命门。
他并孜孜矻矻，希其惊醒，导其改变。
但李鸿章辈的知识头脑仅止于此。所以最终结果也是鸡同鸭讲，咽塞难通。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中山先生不是这样，他是道不行，起而革命。
此文既有总提，也有细讲，包括急兴农学、讲究树艺等，但他强调政治制度乃为根本。其他要在这个根本上依托进行，方有成绩。
中山先生论证在民治社会与专制社会不同政经体制之下，人，这个创造的主体，遭遇完全不同的境遇。西方制度下，人活在世上，不虚此生，良性制度使其才智蕴藏，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而在专制之下，野有遗贤，朝多倖进，人的本性被戕害成为基因，遗患无穷……
他25岁时写的《农功》一文，也因阐明精彩阐述，被郑观应修改采用，植入其名著《盛世危言》中。此文也是有关中国改革的上上良策。
中山先生的论述，像一架天然的高精度测量仪，道出迷乱陆离现实中清晰的出路。
有些人，绝不是狭义的幕僚，甚至也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幕僚，但我们仍可视之为一种参谋和智囊——他们可以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时代意义上的幕僚。
中山先生写于1897年的重头文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他这篇29岁时所写的长文扣住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病灶，像全息摄影般写出，观之悚然不能自安。此文充溢鞭辟入里的通透分析，无与伦比的敏锐观察，流畅而不乏顿挫的叙述。
他说，不完全推倒当时极其*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则社会难以实现任何改进，更无法建立起纯洁的政治。
他认为中国的成文法还算好，但是绝大多数违法的事情都被曲解来附和僵死的字眼，因此就算是英国短时间到中国任职的官员也会随行就市，变成官僚贪污阶层的成员。他认为中国长期遭受四种巨大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以及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他指出前面三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可以预防的，对于苦难来说，它们只是次要的原因，中国所有的一切灾难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普遍又有系统的贪污，造成了饥荒、水灾、盗匪长年猖獗……中国的这些灾难绝非一种自然的状况或者气候地域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无知的后果，因为群众的无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官僚贪污所造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2）
黄河的管理人就是河道总督，他下面有一群属员，他们曾经花了很大一笔钱来买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必然要贪污。渗透在海关的贿赂能够使一切贸易——包括外来的和本地的——完全瘫痪。跟水患和饥荒一样，疫病也是人为造成的。中国气候总的来说还不错，清帝国的一些城市人烟稠密，污秽到了极点，饮用水肮脏到了难以形容，未来的资本家肯定不愿意到这样的国家来投资，因为财产和生命同样为行政当局所漠不关心，遍布全国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