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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前面。”于是，重新做了调整。空了一个位置，就在你身边。又有人喊：“你就坐在那里吧，看你忙的团团转。”这一刹那，你的左手和我的右手紧紧握成一团。至今，我的手心里还保留你那软乎乎的温暖。
士良，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我在想五十多年前我们一起在苏联。那时候每当听完课回到宿舍，你总是第一个下到厨房，淘米、洗菜、切肉、削土豆皮……，样样抢先。不一会儿，桌上菜肴摆满，虽然还没到达共产主义，大家确实吃的欢。还有一点人们都不会忘记，那就是饭后碗筷洗刷轮不到他人你全包揽，这一切你做的那么自然、随便。五年啊五年，应该说你这五年的付出、默默无闻的无偿付出，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每一位学友分数簿的分数门门饱满。
士良，你为人诚实，性格憨厚，没有歪心眼。你从不与人争雄，也从未与人纠缠。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是每位党员都不把你另眼相看。五年多啊，一位大好人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你这一走，更增加了人们对你的怀念。
士良，你为什么要那么匆匆忙忙的离开我们，撒手人间？为什么不等到我们下次、下下次、再次、再再次聚会、相见、联欢、畅谈，这也是我们这次聚会后全体学友的一致留言。好吧，你等等吧，耐心的等等吧，我们会陆续的去找你，不过要等十年、二十年，反正等候的时间不会太短！
第十六章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1）
1952年9月，年轻的朱训和同一批出国的二百多名学子一起，乘坐火车抵达莫斯科。
出国前，朱训已经从事了多年的生产管理工作，并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学习。按照事先的专业分配，他应当学习工业经济专业。
在莫斯科的站台上，大家正在忙碌地整理行李。忽然，一位使馆工作人员拿着一张电报大声问：“哪一位是朱训？”找到朱训后，他宣布；“接到国内通知，你改学地质，不学经济了！”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朱训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尽管地质一词对我非常陌生，学地质是什么味道，干地质又是怎么一回事也不很清楚，但听从祖国的召唤和服从党的安排是我们留苏学子的天职。我听了这个改变的决定之后，当时感到很突然，但没有任何不愉快和不高兴的感觉，立即就欣然地表示服从祖国的决定，从学经济改学地质专业。”63
在五六十年代，有许许多多的留苏学子，和朱训一样，在出国时改变了原来的志愿和专业。在我数量有限的采访对象中，就有大量这样的例子：
沈菊生，自幼对俄罗斯语言文学深感兴趣，出国前是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年级学生。一直梦想到苏联汲取文学营养的他，最终学习的却是铁路专业；
出身书香门第，曾立志成为一名医生的籍传茂，最终与水文地质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小对无线电感兴趣的郭树言，做梦也没想到会成为一名冶金专家；
曾经申报“地球物理”专业的谢自楚，成了我国冰川研究的奠基人；
喜爱俄罗斯语言文学的贾泽林，改学了哲学；
倾心于铁路和建筑的叶舜赞，却与土地规划相伴一生。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在各行各业急需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千挑百选出来的留学人员，无论在人数上，还是专业分布上，都与国家的需求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临时改变一部分人的专业，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这种专业的改变，一般是基于专业相通相近的考虑，然而有时却看起来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不过，无一例外的是，在改变专业时，都没有征求学生本人的意见。
每个人的职业方向，乃至于一生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作为当事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问及当时的感受，沈菊生的神态和五十年前一般地坦诚：
“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就已经让我无比感激了。我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我已经是属于国家的人了。所以国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对于另一些人来讲，专业的改变来得更晚，也更加艰难。
彭士禄1951年赴苏，进入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1956年，彭士禄以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各项专业考试，获得了工程师称号。正当他整理好行囊准备回国的时候，命运突然发生了转折。
一天，彭士禄被叫到大使馆。一进门，他迎面见到了熟识的陈赓将军。陈赓详细了解了他的学习情况后，突然问道：“你知道反应堆、核动力是什么吗？”彭士禄摇了摇头说：“没学过。”陈赓告诉他，美国和苏联都已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美国还有了核潜艇，我们国家也要有这些东西。
“现在搞原子能、原子弹，任务十分艰巨，时间非常紧迫。为了赶时间，不可能什么都从头来。中央的意见是安排相近专业的学生改学新的专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陈赓问道。
彭士禄想都没想，立刻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64
就这样，当曾经同窗的伙伴们登上回国列车的时候，彭士禄提起行李，又迈入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的大门。
彭士禄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又进修了三年。1958年毕业回国后，他很快投入到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的研发工作中。
毕业回国后，每个学生都有科研、生产、教学三个方向的选择。很多人在所有的选项后面填写了相同的六个字“服从祖国分配”。在他们看来，现在正是到了回报祖国的时候，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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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2）
李滔不止一次地向我提起：
“一九五五年，党中央制定了发展“两弹一星”的决策。这项计划需要大量中层和基层研究人员。国家科委和###决定从当年的留苏毕业生中进行选拔。聂荣臻、蒋南翔和我一起向周总理做了人员分配的汇报，当场确定了一千多人的名单，全部分配到负责航天工程的七机部。当时是我给所有人开的动员大会。让我感到惊讶和感动的是，当我宣布分配方案时，一千多人全部服从分配，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没有一个人！”
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留苏学子们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所有的留苏学生都知道，他们在苏联大学学习不是免费的。他们的学费、路费、生活费用中的大部分，都来自于家乡父老乡亲的血汗付出。
沈菊生：“刘少奇同志对我们讲，培养一个留苏生的费用，相当于三十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收入”；
陈国藩：“刘少奇在留苏预备部讲话：派一名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二十五到三十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
胡启恒＇U44＇：“一个留苏生一年的费用，相当于一个农民一辈子的劳动收入”。
大概是时间久远的缘故，1952年9月刘少奇主席在留苏预备部这段讲话中的某些细节，在一批批留苏生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些许偏差。
然而，数字在这里并不重要。每个留苏学子心中都有一本帐。
一位学长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们走在莫斯科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商店里出售产自中国的鸡蛋和苹果，上面清晰地印有“一等品”三个中文字。每当看到这个情景，我们的心里都会产生强烈的震动：我们的国家需要用多少鸡蛋、水果供养我们到苏联学习啊！我们的父老乡亲节衣缩食，自己吃不上鸡蛋和苹果，却把最好的东西都拿到苏联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优越的学习条件，尽快学到有用的东西报效祖国。想到这些，自己吃点苦，受点累，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胡启恒对我说的一段话，道出了所有留苏学子的心声：
“少奇同志的讲话对我们这批青年人来说，是激励，更是鞭策。我们当时就感到，我们欠祖国，欠人民太多了！国家和人民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付出巨大代价给我们提供到国外学习机会，栽培我们，为的是能够早日学成报效祖国。我们感到这辈子再努力工作也还不了这个债，再努力奉献也无法报答祖国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每个留苏学子的心中都深深理解，在这种同龄人难以企及的关怀和荣誉背后，隐藏着祖国人民殷切的期待；在他们身上，承载着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社会的热切希望！
于是我们看到，学子们回国后，不计个人得失，把全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