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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继刚凛然道：“子珊兄，我为什么要走？我也是衡阳守军的一员，到了最后时刻，我还有一支*和一支手枪，当个士兵总能胜任吧？第10军全体官兵打光了，我蔡继刚填进去，我战死，你再填进去……”
方先觉微微一笑：“这没问题，可是……我们都战死了，衡阳怎么办？”
蔡继刚耸了耸肩：“那只有天知道了。”
衡阳的第10军困守孤城已经二十多天了，蒋介石也很着急，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督促第九战区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增援衡阳，徐永昌说得没错，现在也只有让蒋委员长亲自指挥了，换个人恐怕谁也调不动这些部队。
本来在衡阳保卫战打响之前，担任衡阳外围作战的有三个军：在湘桂铁路方面有第62军黄涛部，这个军归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中将指挥；在衡阳至宝庆公路方面有第100军李天霞部、第74军施中诚部，这两军归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指挥。按照作战计划，衡阳战斗打响后，这三个军应随时准备驰援衡阳。
作战计划制订得倒是不错，可是一旦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即便是蒋委员长亲自指挥也无济于事。
这时离衡阳最近的第62军并不是第九战区的部队，它原属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节制，担任第七战区的总预备队，一直驻守在粤北山区翁源、英德、青塘一带整训待命。自1943年9月起，这个军受命准备接受美式装备，于是大批的军官被派出受训，直到1944年5月却仍没有等到美式装备运到，这时长衡会战开始了，前线告急，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调第62军迅速开赴衡阳三塘附近集结待命。
第62军军长黄涛近来也颇感头疼，他不知道该听谁指挥了。因为第62军此时仍是第七战区的部队，军委会并没有下令第62军正式进入第九战区的战斗序列，所以从隶属关系上，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对第62军仍然具有指挥权。
现在的问题是，第62军被临时派到第九战区，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当然有权指挥第62军。薛岳毫无疑问成了黄涛军长的第二个上司。除了两位战区司令长官，黄涛军长还有一位顶头上司，那就是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中将，因为第62军也被临时划归第27集团军节制，李玉堂也理所当然具有指挥权。这样一来，黄涛军长已经有了三位上司，而这三位长官的命令他哪个也不敢不听。就这样还不算完，还有位长官的话更不能不听，那就是一贯喜欢越级指挥的蒋委员长。蒋委员长除了直接把电话打到第62军军部发号施令外，还有重庆军委会侍从室主任林蔚也以蒋委员长的命令来直接指挥。这样算起来，黄涛上面一共有五个上司，哪个也惹不起，这样的多头指挥，该如何打仗？
一开始，李玉堂的命令很明确，第62军担负衡阳外围的作战任务，并且在衡阳守军难以支撑时迅速驰援衡阳。因此第62军迅速开赴衡阳市郊三塘集结待命。结果刚到三塘屁股还没坐热，黄涛就接到薛岳的来电，要调第62军的151师去湘江东岸，归第九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
黄涛心里明白，薛岳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托词，真正的原因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薛岳的胞弟薛叔达在151师任第452团团长，薛岳是担心兄弟的安全，不愿意把薛叔达送进衡阳这个血肉磨坊里。黄涛心说，这薛长官私心可是够大的，为了你一个兄弟的安全，就做了这么大的局，一下子弄走我一个师，等打起仗来，蒋委员长可不管你是否少了一个师，还照样拿你当一个军用，到那时我该找谁去说理？黄涛百般无奈，只好搬出蒋委员长这尊大神，回复薛岳说，第62军是奉了委座命令赴衡阳参战，任务重大。如果要分兵调用，须经军委会同意才行。薛岳见黄涛搬出蒋委员长这尊神，自然无计可施，只好作罢，这样黄涛的第62军才免于被分割的危机。
6月30日，黄涛在祁阳洪桥镇的前进指挥所里接到蒋介石的来电：
“据空军侦察，陷长沙之敌约两三万人，分两路沿湘江西岸南下，你军应立即以一个团守备洪桥，主力集结于祁阳，拒止沿湘桂路西进之敌……”
第62军刚按电令部署完毕，黄涛又接到军委会侍从室主任林蔚的电话：“黄军长，委座命令你军赶紧在祁阳构筑工事，坚守该城！”
“是！立即部署，坚守祁阳！”黄涛回答。
参谋长张琛少将忧心忡忡地说：“军座，我们到底该听谁的指挥啊？第27集团军李副总座要我们担任衡阳外围作战；第九战区薛长官又要我们分兵湘江两岸；委座又来电要坚守祁阳，怎么办？”
“当然是以委座的指挥为准。”黄涛命令以157师副师长侯梅为祁阳守备司令，率领该师第469团固守祁阳，其余部队在城郊选择有利地形构筑据点工事。
到了7月3日，黄涛连连接到衡阳守军被日军围攻，情势危急，请求增援的电报。黄涛感到两头为难，他手头的兵力已经很难集中起来了。由于多头指挥，第62军的三个师兵分云浮、祁阳、洪桥三处，正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阻敌西进。多头指挥带来的恶果开始显现，一方面是执行蒋委员长阻敌西进的任务，一方面是李玉堂增援衡阳的命令，好像哪个命令都怠慢不得。
黄涛只好折中一下，派出部分部队向洪桥当面之敌进行夜袭，又以小股部队穿插到白鹤铺敌后设伏，偷袭从衡阳到白鹤铺路段的敌军骡马运输队和骑兵巡逻队。
几天时间就这么耽误过去，而日军可没有闲着，此时的白鹤铺有日军一个大队一千余人，正在加紧布防，他们搬木料、挖战壕、筑工事、埋*、架设铁丝网，已经利用这几天时间建立起坚固的防御阵地，切断了东援衡阳的道路。
第62军的这种解围行动无异于隔靴搔痒，对危在旦夕的衡阳守军毫无帮助。
日军在衡阳的战事严重受阻，除了方先觉的第10军顽强抵抗外，为衡阳守军出力最大、帮助最大的，还是指挥中美空军的陈纳德将军。
尽管史迪威把支援湖南战役的作战飞机数量缩小到仅有90架，而且在油、弹供应上尽可能地削减，同时湖南的天气又豪雨不断，大大影响了作战飞机的出击，但陈纳德仍然想尽一切办法部署出动战机，全力攻击日军从武汉、长沙到衡阳的补给线和阵地，千方百计争取更多的*、*、机枪子弹甚至香烟和饼干，空投给衡阳的守军。
中美联合空军的飞行员们平均每天起飞四次，中间的休息时间只够吃饭、加油和听取攻击目标的命令。为了躲避日军高射炮火的攻击，战机沿着湘江的航道低飞攻击日军阵地，甚至低到连螺旋桨都溅起了水花。这样的冒死出击也带来了惨重的代价，以美军第23战斗机大队为例，这个大队的四名中队长及半数飞行员所驾驶的战机均被击落，飞行员大部分阵亡。
从5月27日长沙开战到7月上旬，中美联合空军在五个多星期不眠不休的作战中，击落日机120架，摧毁地面机场的日机90架，造成日军补给线多次中断。
从夜空中俯瞰，自长沙到武汉的公路上，日军运输车辆被炸得烈焰冲天，有些日军补给兵站在空袭中燃烧长达一个星期以上。夜间时，中美空军的飞机甚至可以就着火光，无需导航而直飞汉口，轰炸日军的兵站、船舶和仓库。
据战后日军统计，在湖南会战中，日军的十分之一兵力是在中美作战飞机的攻击下损失的。
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思想是：实施猛烈的空中打击，用较少的财力和生命代价在短时间内重创敌军。这比起动用大批地面部队和装备来，是最合算的打法。
衡阳机场的丢失使陈纳德痛心疾首，但他除了破口大骂却毫无办法，他不知道谁该为此事负责。当然，陈纳德更不能去指责蒋委员长，蒋介石夫妇与陈纳德的私交一向甚好，彼此并不仅仅是上下级的关系，还应该是知心朋友。陈纳德明白，朋友之间需要宽容，蒋介石也有自己的难处，况且衡阳机场已经失守，再埋怨又有什么用呢？
好在衡阳机场虽然为日军所占，但由于国军已将其严重破坏，日军一时难以修复，所以衡阳上空的制空权仍在中国军队手中。中美联合空军还可以从湘西芷江机场和广西桂林机场起飞，前来衡阳助战。
在督战官蔡继刚眼中，衡阳上空的空战实在很怪异，中美联合空军的飞机和日本飞机很少交战，往往是你炸你的，我炸我的，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