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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间情为何物？据说，五百年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所谓缘定三生，是指一切相遇都是前世注定，才有了今生不了之情。
他记得佛教传说中，佛的弟子阿难在出家前，邂逅一位美貌少女，只这么一次，就从此爱慕难舍。佛祖问他：“你有多喜欢那女子？”阿难回答：“愿化身为青石桥，受五百年风吹、五百年日晒、五百年雨淋，只求那少女从桥上走过。”
蔡继恒很想知道，阿难皈依佛门后，是否还记得当初的誓约？等到那美貌少女成为沧桑老妪时，他是否依旧情深不改？他也许可以为她化作石桥，经受一千五百年的风风雨雨，但如果他与那位女子成就了一段姻缘，又能否把一朝一夕的平淡日子，维持得情深意长？
多少情深如许的红男绿女，最终形同陌路；多少地老天荒的誓言，变成风中飞絮？那位情僧苏曼殊＇2＇
，一生中几次遁入佛门，却又始终不能斩断情缘。在他离去时，只留下八个字：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可他真的顿悟了，放下了吗？
当年听到谭追梦死讯时，蔡继恒肝胆俱裂，痛苦得难以自拔，曾一度产生出家的念头。在滇池东岸的盘龙寺，一位方丈认为蔡继恒有些佛缘，便有意点化之。
方丈说：“花开是有情，花落是无意。来者是缘起，去者是缘灭。三千世界，每一天都会有擦肩，每一天都会有重逢，而修禅则无须刻意。施主若有悟性，也许就在回眸的刹那，恍然顿悟。任何的执著，都是烦恼，唯有放下，方能自在。”
是啊，放下当然好，可蔡继恒放不下，他无法斩断情缘，他忘不了逝去的情人，更放不下对国家的责任。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时，他怎么能放下一切，遁入空门，每日面对青灯古佛，过着晨钟暮鼓的日子？
过去的已经过去，该来的迟早会来，滚滚红尘中，唯有顺其自然，一切听凭心灵的召唤。
我不能和你同来，
我是那样的惆怅。
……
我为你违背了爹娘，
离开那遥远的南洋，
我预备用我的眼泪，
搽好你的创伤……
沈星云的歌声里分明有着一种情深意切的呼唤，“他自己知道……”蔡继恒当然知道，他能够听懂，不光是他，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懂。这才是沈星云与众不同的地方，她敢爱就敢于当众表达，完全不顾世俗的干扰。
赵湘竹被歌声感动了，她对蔡继恒说：“唱得真好，这是真正从心底里流淌出来的歌，你还等什么呢？”
蔡继恒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大厅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想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
沈星云静静地站在那里，含情凝视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这时丁震天突然在键盘上弹出《欢乐颂》的主题，来宾们都愣了一下，但立刻就什么都明白了，大家随着节拍合唱起《欢乐颂》：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
灿烂光芒照大地。
我们心中充满热情，
来到你的圣殿里。
……
蔡继恒在辉煌的合唱声中走到沈星云面前，两人几乎同时张开双臂，拥抱在一起……
你的力量能使人们
消除一切痕迹，
在你光辉照耀下面，
人们团结成兄弟……
＇1＇
1939年9月19日，波兰第18骑兵团在沃尔卡·威格洛瓦附近与纳粹德国的坦克集群发生一场遭遇战，上千名波兰骑兵高举马刀，英勇地向德国坦克集群发起进攻，在德国坦克的火炮、机枪及履带的碾压下，波兰骑兵遭受重大伤亡。
＇2＇
苏曼殊（1884～1918年），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苏曼殊十几岁出家，但一生数次为情所困。他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后人将其著作编成《曼殊全集》。作为革新派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苏曼殊曾在《民报》、《新青年》等刊物上投稿，他的诗风别具一格，在当时影响甚大。
第十九章（）
蔡继刚终于接到军委会命他返回重庆的通知，他和沈光亚从西安搭乘运输机回到重庆。下了飞机后，他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徐永昌派车接回机关开会。
蔡继刚走进会场才被告知，这是一场高级别的战略研讨会，讨论的题目是《国军敌后战场的成败与得失》，由军令部长徐永昌主持会议。
蔡继刚心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研讨会？这位徐长官倒真是坐得住。
徐永昌是位老资格军人，无论从年龄或资历上都算是蔡继刚的长辈。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军界，凡是重量级的人物，大部分都有拖着辫子在清朝军队中服役的资历。徐永昌也不例外，他1898年进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读书时，蔡继刚还没有出生。武卫军的随营学堂相当于现代的初级军校，徐永昌在宣统三年毕业时，授副军校衔，相当于中尉军衔，他见习后被派往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做副哨长，这个职务相当于副连长，那年蔡继刚才八岁。凡在军中服役，最重要的是资历，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是如此，但中国军队的特点是，只要有了资历，哪怕没有能力也没关系，资历就是一切。
以蔡继刚的眼光看，大清国的军队简直不算军队，一百多年来就没打过任何漂亮仗。它的随营学堂更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哪里算得上是军校？这种落后的军事教育是时代造成的，对老一代军人当然不可苛求。但可怕的是，在战争中，与我们作战的对象是一支现代化军队，他们的作战能力超过我们几十倍，面对这样的强敌，我们的国力和军人素质本来就处于下风，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却掌握在这些老军人手里，他们没有受过现代军事教育，头脑僵化，固步自封，完全不懂现代化战争。这些将军有可能人品正派，甚至德高望重，但这些优良品质不应是可以统帅军队的理由。所以，中国军队的指挥体系除了打败仗，不可能有任何作为。
徐永昌对蔡继刚一直很客气，他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蔡继刚的字“云鹤”，而单独相处时，则亲切地称他为“小蔡”，这很能表现出老一代军人虚怀若谷的气度。
徐永昌一见蔡继刚就大声说：“云鹤，你来得正好，都说你有战略思维，又有美国军校的背景，大家都等着听你的高见呢。”
蔡继刚发现，与会者多数都认识，这些人虽然都佩着将官军衔，但大部分不是独当一面的军事主官，而是各战区司令部的高参、高级幕僚之类的将官，这类人从没带过兵，更无实战经验，但纸上谈兵却都头头是道。
蔡继刚站起来向大家敬礼道：“对不起，各位长官，我刚从前线回来，没有准备，只是看了看今天讨论的题目，既然徐长官点了我的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这个题目简单谈谈看法。另外，也希望各位长官能和我一起探讨，形成互动，就算观点不能统一也无妨。”
徐永昌插话道：“刚才大家讨论到，此次豫中会战的失利，虽然有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战区主官指挥失当等原因，但也暴露了我统帅部对广大敌后战场重视不够，只关注正面战场的失误。云鹤，你以为如何？”
蔡继刚坐下说：“我同意这种看法，但需要更正一下，应该说我统帅部在抗战初期，对开辟敌后战场还是相当重视的。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时，委座就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当时我军滞留在敌后的兵力已达30个师，主要活动在豫北、冀南、冀中、山西太行山和冀察等地；华东的鲁西北、鲁南的泰沂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靠近交通线的山区。南岳会议后，我统帅部又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30个师，如果加上地方部队，我军在抗战中、前期，留在敌后战场的部队共计超过100万人，这怎么能说不重视呢？”
二战区少将高参彭述桐立刻表示赞同：“我同意云鹤兄的观点，至少我们二战区一直在坚持敌后作战。太原失守后，阎长官将原行政区划分为七个游击区，后调整为六个，分别以卫立煌第14集团军、中共第18集团军和晋绥军为核心，组成南、东、北三路军，分别建立起中条山及吕梁山、太行山、晋西北山区三个战略游击根据地。当时第18集团军只占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