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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日本的强硬派将校，却决定联手利用这个意外事件，对中国平津地区进行一次扩大的控制拓展。他们的目的是，至少要拿下永定河以东的河北地界，将其并入殷汝耕的冀东自治区，若是能一步到位，并吞冀察两省，分裂中国华北，则更为上策。
蒋介石及麾下的战略家们认为，虽然日本帝国的长远目标是要征服整个中国，但在具体策略上，要采取的是逐步蚕食，而非一口吞下。它的国力、兵力有限，没有能力占领整个中国。而当时的日本军部断定，中国不敢全方位反击日本的侵略，中国军队最强烈的反弹，不过是在事发热点上进行局部有限的抵抗。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一次次进攻，竭尽全力也无法防守，在遭到巨大伤亡之后，中国政府只好被迫签订停火协定，默认既定事实。
蒋介石认为，日本这种逐步蚕食的战略比发动全面战争更为可怕，它就像一头巨兽，每得到一块地方，就会强壮一分，占领区的全部资源都会纳入其总体战体系，最后由量变而产生质变。中国巨人就像被野兽撕咬下一块块肌肉，每失血一次就衰弱一分，终有一天，日本帝国将羽翼丰满，真正强壮起来，用最后一击将中国巨人击倒。
1937年8月初，蔡继刚去拜访父亲的好友、时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蒋百里将军。那天蒋百里家高朋满座，来访的都是一些军政要人，其中有第9集团军司令官张治中将军，有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将军，有刚刚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将军，还有自己在弗吉尼亚军校的老校友、时任税警总团第4团团长的孙立人上校。还有一些曾留学日本、德国、美国军校的青年校官，其中大部分人蔡继刚都很熟悉。
蔡继刚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多大人物，蒋先生家的大客厅里将星闪烁，到处是身穿黄呢军服、武装带上佩中正剑的将军。他感到来得很不是时候，本想和蒋先生寒暄几句就告辞，谁知蒋百里一见到这个晚辈很是高兴，亲热地拉着蔡继刚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还问他是否看过自己刚刚发表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
蔡继刚谨慎地回答：“蒋伯伯，晚辈看了，非常推崇，尤其那句扉页题词很是鼓舞人心：‘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蒋百里笑道：“哦，看来你看得很仔细，说说看！”
蔡继刚说：“您对日军作战的主要论点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第二，对日本的策略是不畏鲸吞，只怕蚕食，须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
蒋百里拍拍他的肩膀表示赞许，并顺着他的思路说：“中国不是工业国，是农业国。对工业国，占领其关键地区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但对农业国，即使占领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区也不要紧，农业国是松散的，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
蔡继刚试探着问：“蒋伯伯，晚辈听说蒋委员长准备在石家庄建立指挥行营，由徐永昌出任行营主任，并动员100个步兵师北上，与日军决战于华北。这个传闻属实吗？”
蒋百里微笑着反问道：“如果是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蔡继刚猛地站起身来，脱口而出：“此举万万不可！我认为华北决战的方略隐藏着严重的地缘战略危机，假如日军在华北决战中获胜，那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就会沿津浦路和平汉路迅速南下，渡过黄河，进入中原，进窥武汉，切断国民政府撤向西南的战略通道，从北向南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切割，那么我国就会失去进行抵抗的战略纵深，无法与日军进行持久抗战，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国非败不可！”
蔡继刚急促的嗓音惊动了在场的所有将校，他们都扭过头来注视着这个年轻的中校。老校友孙立人上校还向蔡继刚挤了挤眼睛，以示鼓励。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那年44岁，年纪虽不老，却在多年的征战中练就一套老谋深算的处世方式，他沉静地看着蔡继刚说：“中校，请继续说下去，如果由你来主持制订战略方案，你准备怎么打？”
事关战略大局，此时的蔡继刚也顾不上谦虚了，他慷慨陈词：“我认为当前我军唯一的策略是迅速开辟第二战场，以争取战略主动，控制战略轴线的发展，即使付出最高昂的战略成本也在所不惜。如果我统帅部以京沪杭地区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利益，来吸引日军改变战略决战地点，然后以长江作为我国战略纵深轴线，由东向西节节抵抗，步步后撤，逐渐拉高我国的地利优势，同时也将抗战的战略资源，同步移转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我认为，如能做到这一步，中国就亡不了。”
白崇禧微笑着问：“你的意思是，改华北决战为华东决战，先发制人在上海打响，吸引日军主力师团增援淞沪，将战略轴线由南北方向改为东西方向？”
“是这样，我认为非如此不可，否则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绝非危言耸听。”蔡继刚回答。
孙立人把一杯咖啡递给蔡继刚：“云鹤兄，刚才大家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是英雄所见略同。蒋先生、张总司令、陈长官和白长官都想到了改变战略轴线的方案，并准备上报蒋委员长批准。”
蒋百里赞许道：“贤侄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倒是很有战略眼光，能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并且马上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这样的军官将来前途无量啊。”
“蒋伯伯，您过奖了，其实各位长官早已想到这一点了，我不过是马后炮罢了。”蔡继刚恭敬地回答。
1937年的蒋百里，是中国军界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来又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保定军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却从来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之间。准确地说，蒋百里先生是位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但他的军事学术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是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他也是提出对日持久战理论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现代兵学之父”。
蔡继刚年轻时一贯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眼的人不多，唯独对这位军界老前辈，蔡继刚始终奉其为终生导师。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在上海八字桥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骤然爆发，中日双方在这场会战中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上百万人。
蔡继刚以税警第4团副团长的职务参加了淞沪会战，在孙立人团长率领下，于蕰藻浜一线同日军血战两周。在阻击战中，孙立人身先士卒，负伤13处后撤下战场，蔡继刚接替了第4团的指挥，直到第五天他三处负伤后才被抬下战场。
从表面上看，蔡继刚的军旅生涯很完美，军校毕业后从连长干起，直至副团长，在战争中独立指挥团级建制打过恶仗，经历过最惨烈血腥的现代化战争，他的资历似乎无可挑剔。但蔡继刚坏事就坏在嘴上，弗吉尼亚军校的立校精神是诚实与荣誉，蔡继刚一直将此奉为金科玉律。他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不愿说违心话，他看不惯军官之间的倾轧和钩心斗角，也难以容忍国军内部的腐败风气。他当营长时，曾经有个军需处长诱劝他经手全营伙食费时“捞一把”，蔡继刚当即翻了脸，毫不客气地向团长孙立人揭发了那位军需处长，使这位仁兄连降三级。
本来税警总团就标新立异，以众多的留学生来管理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这已在传统排外的国情之下显得鹤立鸡群了，再加之留过洋的军官们无视环境如何，相互间开口便是洋文，这更让不懂外文的军官们感到自卑，他们将这些洋派军官们视为异类。而蔡继刚的为人更是异类中的异类，因此处处受到排挤。蔡继刚心灰意冷，渐生脱离税警总团的念头。
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伤亡惨重。会战结束后，当时的总团长黄杰被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拉拢，将余部编为40师，而五千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