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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为也。坤者，乾之两者也；其他六卦，乾之错综者也。故举天下非有二物”）此即象山“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之说也。又谓人当以天地为己，不当以耳目鼻口为己，此则克去己私之本。盖人与道本一，（道与天地万物为一）所以隔之者乃私意，而私意由形体而起也（由我而起）。职是故，慈湖之学，以“不起意”为宗。所谓意者？慈湖谓其状不可胜穷。“穷日之力，穷年之力，纵说横说，广说备说，不可得而尽。”要之由己而起者皆是（以形体为己之己）。然则心与意奚辨？曰：“一则为心，二则为意。直则为心，支则为意。通则为心，阻则为意。”（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心，物我相对待为意）人心本与道一，意则蔽之。故须将意克尽心体乃复见也。人之恶，何一非由意而起？苟能从此克去，则一切恶一扫而空。此诚最根本之义，亦最简易之法矣。然此语谈何容易？吾人自旦至暮，自暮至旦，刻刻不断，生息于意念之中者，既非一日；加以众生业力，相熏相染；直是意即我，我即意。一朝觉悟，而欲克去，所费功力，盖十百千万于建立事功，研求学问者而未有已也。能见及此，不过觉悟之始。自此以往，功力方将无穷。而慈湖以救当时学者沉溺于训诂词章之习，所说多在绝意明心，而不及于斩艾持守。及门弟子，遂以入门义为究竟法。偶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而不复加省察克治之功。后来王门之弊，亦多如是。此则自谓得心体之本然，而不知其仍息于意念之中也。（己易：“昏者不思而遂己，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己。诚遂己，则不学之良能，不虑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义礼知，我所自有也；万善自备也，百非自绝也；意必固我，无自而生也；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何以异于是？”此中正恐“不能遂己”一句，最须注意。〇袁絜斋称慈湖：“平生践履，无一瑕玷。处闺门如对大宾，在暗室如临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谨，未尝须臾放逸。”可见其持守之严）此固学者之误，不能以咎慈湖。然慈湖立教之少偏，似亦不能辞其责矣。袁洁斋宗旨，与慈湖同。然其教人，谓“心明则本立”，又谓“当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似较慈湖为周备也。
浙学
理学何学也？谈心说性，初不切于实际，而其徒自视甚高。世之言学问者，苟其所言，与理学家小有出入，则理学家必斥为俗学，与之斤斤争辩。其所争者，不过毫厘之微，而其徒视之，不翅丘山之重。此果何义哉？果其别有所见欤？抑实无所有，而姑枵然以自大也？
随事应付，常人本自能之。哲学家所以异于常人者，乃在每一问题，必追究到底，而不肯作就事论事之语。此义前已言之。理学亦一种哲学也。故理学之异于寻常学问者，在于彻底。（以一种学问与寻常人较，则寻常人之所言，恒不彻底，而学问家之所言，恒较彻底；以寻常学问与哲学较，则寻常学问之所言，恒不彻底，而哲学家之所言，恒较彻底。故以寻常人与言学问者较，犹以寻常学问与哲学较也）彻底即追究到底之谓也。理学家就宇宙间事物，追究到底，而得其不易之则焉，即其所谓理也。此理也，自理学家言之：则亘古今而不变，通世界而无二。大之至于书契所不能纪，巧历所不能穷，而莫之能外；小之至于耳目所不能听睹，心思所不能想象，而亦不能不由。天下事由之则是，背之则非。一切学问议论，与此合者，看似迂曲，实甚迳捷；看似背谬，实极得当。而不然者，则皆似是而非；由之虽可得近功，而隐祸实已伏于其后者也。是则所谓俗学也已（理学家曰：言天理而不能用诸人事，是谓虚无，是为异学。言人事而不本之于天理，是为粗浅，是为俗学）。
职是故，理学家之行事，不求其有近功，而必求其根底上无丝毫破绽。所以贵王贱霸者以此。以一身论，亦必反诸己而无丝毫之慊，而后可以即安。否则虽功盖天下，泽被生民，犹为袭取，犹为侥幸也。（理学家所以不肯轻出身任天下事者，有二义：（一）己不正，必不能善事。朱子谓“多只要求济事。不知自身不立，事决不能成。自心若有一毫私意未尽，皆足败事”是也。（二）则论至精微处，天下至当不易之理，如几何学之只有一点。此一点稍偏即不是，即必有后祸。而有心为善，即已偏而与此点离矣。邹聚所曰：“今人要做忠臣的，只倚着在忠上，便不中了。为此惊世骇俗之事，便不庸了。自圣人看，还是索隐行怪。”理学家之精神，专注于内，事事求其至当不易，故觉得出身任事之时甚难）理学家之见解如此，其言，自不能不与寻常人大异。寻常人目为迂曲、为背谬，彼正忻然而笑，以世人为未足与议也。
理学家之议论，自理论言之，周亦无以为难。然天下事理，至无穷也。凡事必从根柢上做起，不容丝毫苟且，固是一理。然必先撑持目前，根柢上事，乃可徐图，亦是一理。（如谓产当公不当私，岂非正论。然专将目前社会破坏，共产之蕲望，岂遂得达？欲求共产，有时或转不得不扶翼私产矣。世界大同，岂非美事？然欲跻世界于大同，必先自强其国。若效徐偃、宋襄之为，转足为世界和平之累也）以一人言之，必自己所学，十分到家，乃可出而任事。又必事事照吾主张做去，不容有丝毫委曲，乃得免于枉尺直寻之诮，而其事亦无后灾。固是一理。然如此，则天下将永无可为之日，而吾身亦永无出而任事之时。以天下为己任者，正不容如此其拘。亦是一理。由前之说，则理学家之所以自处；由后之说，则非理学者之所以难理学家也。宋时所谓浙学者即如此。
浙学分永嘉、永康二派。永嘉一派，道源于薛艮斋，而大成于叶正则。与宋时所谓理学者，根本立异。永康一派，道源于吕东莱，变化于其弟子约及陈同甫。其所争者，则以理学家所谓天理，范围太隘，而欲扩而充之也。今略述其说如下：
薛艮斋问学于袁道洁，袁道洁问学于二程，故永嘉之学，亦出伊洛。艮斋好言礼乐兵农，而学始稍变。陈君举继之，宗旨亦与艮斋同。然不过讲求实务，期见诸施行而已（君举颇主周官，谓不能以王安石故，因噎废食）。于伊洛宗旨，未尝显有异同也。至叶水心出，而其说大变。水心之意，以为圣人之言，必务平实。凡幽深玄远者，皆非圣人之言。理学巨子，当推周、张、二程，其哲理皆出于易。故水心于易，力加排斥。谓惟彖象系孔子作，十翼不足信。而后儒讲诵，于此独多。魏晋而后，既与老庄并行，号为孔老。佛说入中国，亦附会十翼，于是儒释又并称。使儒与释老相杂者，皆十翼为之。世之好言十翼者，皆援儒以入释老者也。有范巽之者（名育，邠州三水人），受业于横渠，而其序正蒙，谓其以“六经所未载，圣人所不言者，与浮屠老子辩，实为寇盗设郛郭，助之捍御。”水心深然其说。谓浮屠之道非吾道，学者援大传“天地囗缊”、“通昼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诚之不可掩”，孟子“大而化，圣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固若是，实阳儒而阴释者也。案宋儒之论，究与易意合否，诚难断言。然一种学问，必有其哲学上之根据。儒亦当时显学，安得无之？如水心言，凡高深玄远之说，悉出后人附会，则孔子乃一略通世故，止能随事应付之人乎？必不然矣。
宋时有道统之说。其思想，盖远源于孟子，而近接韩退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又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屡言愿学孔子。又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又曰：“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盖隐然自附于见知孔子之列，而以名世之任自期。韩氏原道曰：“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