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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孔门所为之传，盖苞括于说中。
第38章 先秦学术概论（10）（）
大义存于“传”，不存于“经”，试举一事为证。尧典究有何义？非所谓尚书朴学者邪？试读孟子万章上篇，则禅让之大义存焉。夷考伏生书传、史记五帝本纪，说皆与孟子同，盖同用孔门书说也。（此等处，今人必谓伏生袭孟子，史公又袭伏生。殊不知古代简策，流传甚难；古人又守其师说甚固。异家之说，多不肯妄用，安得互相剿袭，如此之易。史公说尧舜禅让，固同孟子矣。而其说伊尹，即以割烹要汤为正说，与孟子正相反，何又忽焉立异乎？可见其说禅让事，乃与孟子所本者同，而非即用孟子矣。经义并有儒家失传，存于他家书中者。吕览多儒家言，予别有考。今尚书甘誓，徒读其本文，亦绝无意义。荀与吕览先己参看，则知孔子之序是篇，盖取退而修德之意矣）“传”不足以尽义，而必有待于说，试亦引一事为证。王鲁，新周，故宋，非春秋之大义乎？然公羊无其文也，非繁露其孰能明之。（见三代改制质文篇。案亦见史记孔子世家。又乐纬动声仪，有先鲁后殷，新周、故宋之文，见文选潘安仁笙赋注）古人为学，所以贵师承也。后人率重经而轻传说，其实二者皆汉初先师所传。若信今文，则先师既不伪经，岂肯伪传？若信古文，则今古文经，所异惟在文字，今文经正以得古文经而弥见其可信；经可信，传说之可信，亦因可见矣。或又谓经为古籍，据以考证古事，必较传为足据。殊不知孔门之经，虽系古籍，其文字，未必一仍其旧。试观尧典禹贡，文字反较殷盘、周诰为平易可知。而古籍之口耳相传，历久而不失其辞者，亦未必不存于传、说、记之中也。然则欲考古事者，偏重经文，亦未必遂得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不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公羊昭十二年疏，引春秋说云：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然则相传以为笔削皆出孔子者，惟春秋一经。余则删定之旨，或出孔子，其文辞，必非孔子所手定也，即游夏不能改一字。亦以有关大义者为限。若于义无关，则文字之出入，古人初不深计。不独文字，即事物亦有不甚计较者。吕不韦聚宾客著书，既成，布咸阳市门，县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高诱注多摘其误，谓扬子云恨不及其时，车载其金。殊不知不韦所求，亦在能纠正其义；若事物之误，无缘举当时游士宾客，不及一扬子云也。子云既沾沾自喜，高诱又津津乐道，此其所以适成为子云及高氏之见也）
翼经之作，见于汉志者曰外传，曰杂传，盖摭拾前世之传为之。（汉书儒林传：“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又曰：“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一似其传皆自为之者。然韩诗外传见存，大抵证引成文，盖必出自前人，乃可谓之传也）曰传记，曰传说，则合传与记说为一书者也。曰说义，盖说之二名。曰杂记，则记之杂者也。曰故，曰解故，以去古远，故古言有待训释，此盖汉世始有。曰训诂，则兼训释古言及传二者也。（毛传释字义处为诂训。间有引成文者，如小弁绵之引孟子，行苇之引射义，瞻卬之引祭义，囗宫之引孟仲子，则所谓传也）
汉志：春秋有左氏微二篇，又有铎氏微三篇，张氏微十篇，虞氏微传二篇。微，盖即定、哀多微辞之微，亦即刘歆移太常博士，所谓仲尼没而微言绝者也。定、哀之间，辞虽微，而其义则具存于先师之口说，何绝之有？易世之后，忌讳不存，举而笔之于书，则即所谓传也。安用别立微之名乎？今左氏具存，解经处极少，且无大义，安有微言？张氏不知何人。铎氏，注曰：“楚太傅铎椒。”虞氏，注曰：“赵相虞卿。”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二书与孔子之春秋何涉？铎氏之书自名微，非其书之外，别有所谓微者在也。今乃举左氏、张氏、虞氏之书，而皆为之微；虞氏且兼为之传，其为妄人所托，不问可知。犹之附丽于经者为传说，补经之不备者为记，本无所谓纬，而汉末妄人，乃集合传说记之属，而别立一纬之名也。要之多立名目以自张，而排斥异己而已。故与经相辅而行之书，实尽于传、说、记三者也。
传、说、记三者，自以说为最可贵。读前文自见。汉世所谓说者，盖皆存于章句之中。章句之多者，辄数十百万言；而汉书述当时儒学之盛，谓“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儒林传），可知章句之即说。枝叶繁滋，诚不免碎义逃难，博而寡要之失。然积古相传之精义，则于此存焉。郑玄释春秋运斗枢云：“孔子虽有盛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阴书于纬，以传后王。”（王制正义）古代简策繁重，既已笔之于书，夫复安能自秘？其为窃今文家口授传指之语，而失其实，不问可知。（文选刘歆移让太常博士注：“论语谶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此造纬者之自道也）然纬之名目虽妄，而其为物，则固为今文经说之荟萃。使其具存，其可宝，当尚在白虎通义之上也。乃以与讦相杂，尽付一炬，亦可哀矣。
第三节曾子
孔门诸子，达者甚多。然其书多不传于后。其有传而又最见儒家之精神者，曾子也。今先引其行事三则，以见其为人。
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礼记檀弓：“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亟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又：“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夫字当属此句。今人属下“昼居于内”读，非也）
前两事见其律己之精严，后一事见其待人之刚毅。此等盖皆儒家固有之风概，非必孔子所教也。大凡封建及宗法社会中人，严上之精神，最为诚挚；而其自视之矜重，亦异寻常。此皆社会等级之制，有以养成之也。人之知识不高，而性情笃厚者，于社会公认之风俗，守之必极严。至于旷代之哲人，则必能窥见风俗之原，断不视已成之俗为天经地义。故言必信，行必果，孔子称为硁硁然小人。（见论语子路）以其为一节之士也。曾子盖知识不高，性情笃厚者，故窃疑其所操持践履，得诸儒家之旧风习为多，得诸孔子之新教义者为少也。
儒家所传孝经，托为孔子启示曾子之辞，未知信否。（古人文字，往往设为主客之辞；而其所设主客，又往往取实有之人，不必如西汉人造作西都宾、东都主人、乌有先生等称谓也。此盖班志所谓依托。后人概诋为伪造，其实亦与伪造有别也）然曾子本以孝行见称，其遗书中论孝之语亦极多，即出依托，亦非无因，此亦可见其受宗法社会陶冶之深也。曾子书凡十篇，皆在大戴记中。立事制言上中下疾病，皆恐惧修省之意，与前所引之事，可以参看。大孝篇同小戴中祭义本孝立孝事父母，意亦相同，天圜篇：单居离问于曾子曰：“天圜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如诚天圜而地方，则是四角不掩也。”今之谈科学者，颇乐道之。然天圜地方，本哲学家语，犹言天动地静，指其道非指其形。若论天地之形，则盖天浑天之说，本不谓天圜而地方，初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