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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者补之也。
周祝第六十七此篇盖亦陈戒之语。以哲学作成格言，极为隽永。
武纪第六十八此篇亦兵家言。
铨法第六十九此篇言用人之道。
器服第七十此篇言明器，可考丧礼。
四、仪礼礼记大戴礼记周礼
周礼仪礼礼记，今日合称三礼。按高堂生所传之礼，本止十七篇；即今仪礼，是为礼经。周礼本称周官，与孔门之礼无涉。礼记亦得比于传耳。然今竟以此三书并列，而周礼一书，且几驾仪礼而上之，其故何耶？
按汉书艺文志谓：“礼自孔子时而不具。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当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之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刘歆讥太常博士：“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守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此为古学家求礼于十七篇以外之原因，盖讥今学家所传为不备也。主今学者曰：今十七篇中，唯冠昏丧相见为士礼，余皆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谓高堂生所传独有士礼，乃古学家訾囗之辞，不足为今学病也。其说良是。然谓十七篇即已备一切之礼，则固有所不能。逸礼三十九篇，群书时见征引，注疏中即甚多。信今学者悉指为刘歆伪造，似亦未足服人。然谓高堂生所传十七篇，真乃残缺不完之物，则又似不然也。此其说又何如耶？
第13章 经子解题（6）（）
予谓孔门所传之礼经为一物；当时社会固有之礼书，又为一物。孔门传经，原不能尽天下之礼；亦不必尽天下之礼。以所传之经，不能尽天下之礼，而诋博士，其说固非；然必谓博士所传以外，悉为伪物，则亦未是也。邵懿辰云：“周官大宗伯，举吉、凶、宾、军、嘉五礼，其目三十有六。后人以此为周礼之全。实仅据王朝施于邦国者言之，诸侯卿大夫所守，不及悉具，亦揭其大纲而已。古无以吉、凶、宾、军、嘉为五礼者，乃作周官者特创此目，以括王朝之礼；而非所语于天下之达礼也。天下之达礼，时曰丧、祭、射、乡、冠、昏、朝、聘，与大戴礼经，篇次悉合。见后。礼运亦两言之，特‘乡（鄉）’皆误为‘御’耳。后世所谓礼书者，皆王朝邦国之礼，而民间所用无多；即有之，亦不尽用。官司所掌，民有老死不知不见者，非可举以教人也。孔子所以独取此十七篇者，以此八者为天下之达礼也。”（邵说见礼经通论，此系约举其意）按此说最通。礼源于俗，不求变俗，随时而异，随地而殊；欲举天下所行之礼，概行制定，非唯势有不能，抑亦事可不必。故治礼所贵，全在能明其义。能明其义，则“礼之所无，可以义起”，原不必尽备其篇章。汉博士于经所无有者，悉本诸义以为推，事并不误。古学家之訾之，乃曲说也。推斯义也，必谓十七篇之外，悉皆伪物，其误亦不辨自明矣。然此不足为今学家病，何也？今学家于十七篇以外之礼，固亦未尝不参考也。
何以言之？按今之礼记，究为何种书籍，习熟焉则不察，细思即极可疑。孔子删订之籍，称之曰“经”；后学释经之书，谓之为“传”，此乃儒家通称。犹佛家以佛所说为“经”，菩萨所说为“论”也。其自著书而不关于经者，则可入诸儒家诸子；从未闻有称为“记”者。故廖平、康有为，皆谓今之礼记，实集诸经之传及儒家诸子而成，其说是矣。然今礼记之前，确已有所谓“记”，丧服之记，子夏为之作传，则必在子夏以前。今礼记中屡称“记曰”，疏皆以为“旧记”。公羊僖二年传亦引“记曰：唇亡则齿寒”。则“记”盖社会故有之书，既非孔子所修之经，亦非弟子释经之传也。此项古籍，在孔门传经，固非必备，（故司马迁谓五帝德帝系姓，儒者或不传）而亦足为参考之资。何者？孔子作经，贵在明义。至于事例，则固有所不能该。此项未尽之事，或本诸义理，以为推致；或酌采旧礼，以资补苴，均无不可。由前之说，则即后仓等推士礼而至于天子之法，亦即所谓“礼之所无，可以义起”；由后之说，则仪礼正义所谓“凡记皆补经所不备”是也。诸经皆所重在义，义得则事可忘，礼经固亦如此；然礼须见诸施行，苟有旧时礼以供采取参证，事亦甚便。此礼家先师，所以视“记”独重也。然则所谓礼记者，其初盖礼家裒集经传以外之书之称，其后则凡诸经之传，及儒家诸子，为礼家所采者，亦遂概以附之，而举蒙“记”之名矣。然则经传以外之书，博士固未尝不搜采；刘歆讥其“因陋就寡”，实乃厚诬君子之辞矣。今礼记中之奔丧、投壶，郑皆谓与逸礼同，则逸礼一类之书，二戴固非不见也。
至于周礼，则本为言国家政制之书；虽亦被“礼”之名，而实与仪礼之所谓“礼”者有别。故至后世，二者即判然异名。周礼一类之书，改名曰“典”；仪礼一类之书，仍称为“礼”。如唐六典及开元礼是也。周礼究为何人所作，说者最为纷纭。汉时今学家皆不之信，故武帝谓其“渎乱不验”，何休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刘歆信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东汉时，贾逵、马融、郑兴、兴子众皆治之，而郑玄崇信尤笃。汉末郑学大行，此经遂跻礼经之上。后人议论，大抵不出三派：（一）以称其制度之详密，谓非周公不能为。（二）则訾其过于烦碎，不能实行，谓非周公之书。（三）又有谓周公定之而未尝行；或谓立法必求详尽，行之自可分先后，周官特有此制，不必一时尽行，以为调停者。今按此书事迹，与群经所述，多相龃龉，自非孔门所传。其制度看似精详，实则不免矛盾。（如康有为谓实行周官之制，则终岁从事于祭，且犹不给是也。见所著官制议）故汉武谓其“渎乱不验”，何休指为“六国阴谋”，说实极确。“渎乱”即杂凑之谓，正指其矛盾之处；“不验”则谓所言与群经不合也。古书中独管子所述制度，与周官最相类。管子实合道、法、纵横诸家之言，固所谓“阴谋之书”矣。故此书与儒家礼经，实属了无干涉，亦必非成周旧典。盖系战国时人，杂采前此典制成之。日本织田万曰：“各国法律，最初皆唯有刑法，其后乃逐渐分析。行政法典，成立尤晚。唯中国则早有之，周礼是也。周礼固未必周公所制，然亦必有此理想者所成，则中国当战国时，已有编纂行政法典之思想矣。”（见所著清国行政法）此书虽属渎乱，亦必皆以旧制为据。刘歆窜造之说，大昌于康有为，而实始于方苞。苞著周官辨十篇，始举汉书王莽传事迹为证，指为刘歆造以媚莽，说诚不为无见。然窜乱则有之；全然伪撰，固理所必无，则固足以考见古制矣。此书虽属虚拟之作，然孔子删订“六经”，垂一王之法，亦未尝身见诸施行。当两千余年前，而有如周官之书，其条贯固不可谓不详，规模亦不可谓不大。此书之可贵，正在于此。初不必托诸周公旧典，亦不必附和孔门礼经。所谓合之两伤，离之双美。必如郑玄指周官为经礼，礼经为曲礼——见礼器（“经礼三百，威仪三千”）注。一为周公旧典，足该括夫显庸创制之全；一则孔子纂修，特掇拾于煨烬丛残之后——则合所不必合，而其说亦必不可通矣。
仪礼篇次，大小戴及刘向别录，各有不同。今本之次，系从别录，然实当以大戴为是。依大戴之次，则一至三为冠、昏，四至九为丧祭，十至十三为射乡，十四至十六为朝聘；十七丧服，通乎上下，且此篇实传，故附于末也。
礼之节文，不可行于后世，而其原理则今古皆同。后世言礼之说，所以迂阔难行；必欲行之，即不免徒滋纷扰者，即以拘泥节文故。故今日治礼，当以言义理者为正宗；而其言节文者，则转视为注脚，为欲明其义，乃考其事耳。然以经作史读，则又不然。礼源于俗，故读古礼，最可考见当时社会情形。礼经十七篇，皆天下之达礼，尤为可贵。如冠、昏、丧、祭之礼，可考亲族关系、宗教信仰；射、乡、朝、聘之礼，可考政治制度，外交情形是也。而宫室、舟车、衣服、饮食等，尤为切于民生日用之事。后世史家，记载亦罕，在古代则以与礼经相关故，钩考者众，事转易明。（说本陈澧，见东塾读书记）尤治史学者所宜究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