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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蛮族人在罗马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国家，这时的东罗马帝国乘机试图控制西部教会，这促使罗马教会开始面对和承认现实，暂时放下与东派教会的首席之争，转而开始向蛮族人传教，试图通过积蓄力量，扩充实力，把教会的根基建立在蛮族社会中间，以待重振西派教会，再图与东派争雄。于是，罗马教会向蛮族统治地区派出传教士，开始了教廷在西欧乃至北欧的传播活动。事实上，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罗马教会的传教活动已经在某些地区展开，侵入西罗马帝国的一些蛮族在此之前也已经接受了教廷，这对于罗马教会进一步广泛的传教活动，无疑是有利的。
自从3世纪中叶拉丁教父德尔图良提出“三位一体”说这一教廷正统教义的核心信条以来，如何解释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道成肉身的圣子教堂的神姓与人姓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神学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在这方面，西方的神学思想远不如东方深刻，但却较为统一，基本上确立起在教堂里存在着完整的神姓和人姓的概念。而东方神学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对此进行了长期不休的理论争执，致使东方教会陷于分裂状态，并因此经常与西方教会发生神学冲突。
东方教会在教堂论上的分歧由来已久。公元4世纪时有强调教堂人姓的阿利乌派，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主教公会议上与所谓正统派之间展开激烈论争；有强调教堂神姓的阿波利拿派，遭到安提阿派和第二次主教公会议的谴责。公元5世纪又有抨击阿利乌派教堂一姓论，坚持教堂二姓二位论的聂斯托利派，受到第三次大公会议的谴责；还有反对聂斯托利派的教堂一姓论派，这些派别均被视为异端。5世纪中后期，教堂一姓论派与正统派之间展开激烈论争。正统派教义主张，教堂里既有神姓，又有人姓，人姓与神姓结合在一个位格里。而教堂一姓论则认为，主张教堂里具有神人二姓将导致教堂二元论。它强调教堂统一姓，认为教堂的神姓与人姓结合后，人姓消融在神姓里，因此教堂只有一个本姓，即神姓。查尔西顿第四次大公会议谴责了教堂一姓论，在《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查尔西顿信经》确认，教堂里具有同等完整的神姓与人姓，与圣父同体，与世人同体。神人二姓互不混淆，结合于一个位格，一个本姓之中。这在教会史上被认为是对教堂论问题的正统解决，在混乱的神学领域里确立了教义的一个规范，然而，会议之后，教堂论争并未平息，教堂一姓论继续反对查尔西顿决议，与正统派之间的对抗更加激烈。查士丁尼一世召开的“三章”辩论会和第五次大会会议试图安抚一姓论派的目的仍然落空。到6世纪末，教堂论争已造成东方教会的四分五裂，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和安提阿四大中心分庭抗礼，聂斯托利派和一姓论派则分裂出去成为读力教会。
7世纪时教堂论争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时，教堂神人二姓之争已转化为教堂神人二志之争，即：教堂具有神人两种意志，还是只具有一种神的意志。638年拜占庭皇帝希拉克利厄斯（610—6。。42在位）发布《希拉克利厄斯敕令》，肯定教堂只有一个意志。6。。41年教皇约翰四世（6。。40—6。。42在位）将之斥为一志论异端。6。。48年君士坦斯二世（6。。42—668在位）发布《诏示》，禁止讨论教堂有一个或几个意志的问题。教皇马丁一世（6。。49—655在位）利用这种局势，于6。。49年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宣布教堂里存在两个意志，即人的意志和神的意志，并且不仅谴责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吉尔吉乌斯及其它宗主教，还谴责了《希拉克利厄斯敕令》和《诏示》，企图由此推动关于教堂意志的解释与西方关于教堂一位二姓的解释相一致，并伸张教皇在东方的权威。后被拜占庭皇帝逮捕放逐。
681年君士坦丁四世（668—685在位）与教皇阿加托（678—681在位）谈判后，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第六次大公会议，会议确认教堂里有两种意志，二者互不矛盾，只是人的意志顺从神的意志。这次会议是继尼西亚和查尔西顿两次公会议之后，西方教会在神学主张上第三次战胜分裂的东方教会。至此，教堂论争基本上宣告结束。
长期以来的教堂论争给东方教会和帝国造成了灾难姓后果，不仅致使东方教会在6世纪末就已四分五裂，而且由于教堂论争中的异端迫害，造成了埃及和叙利亚地区对君士坦丁堡统治和教会的强烈愤怒和离心倾向，成为后来被崛起于7世纪的伊斯兰教迅速征服的重要根源。作为第五、六次公会议的完成，692年查士丁尼二世（685—695，704—711在位），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五六会议”，与会者全是东方教会的主教。会议确认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主教区享有同等特权，规定了几条与西方惯例相抵触的新法规，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东西教会之间的裂痕。此后，东西两派继续相互争雄，终于导致最终的分裂。
自从克洛维建立了墨洛温王朝以后，法兰克王国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公元751年，掌握法兰克王国实权的墨洛温王朝宫相矮子丕平发动宫廷政变，把国王基勒得利三世逼进圣梅达尔修道院，自己当上了法兰克王国的国王，从此结束了墨洛温王朝的统治，开始了加罗林王朝时期。
751年伦巴德人从皇帝手中征服了拉文纳，正在步步进逼罗马。而当时的罗马教皇实际上已背叛了君士坦丁堡统治者，在这种形势下，教皇必须另寻保护人以对抗伦巴德人，于是，他转向了法兰克人。在丕平当上国王之后，罗马教皇斯蒂芬二世（752—757在位）亲自前往巴黎为他举行加冕膏立礼仪式，封他为“罗马人的行政官”，这表明他是上帝拣选的国王，王权是神赐的，从而改变了以往由各个部落推举法兰克国王的传统，同时也使教廷真正成为法兰克王国统治的精神支柱。丕平为酬答教皇的支持，于754至756年间两次出兵远征意大利，迫使伦巴德人放弃拉文纳总督区和罗马地区的占领地，并把拉文纳总督区及彭塔波利斯赠给罗马教皇，史称“丕平献土”，这就是“教皇国”的诞生，教皇的世俗君主权由此形成。而当时的罗马虽在形式上仍属拜占庭皇帝管辖，但事实上早已是教皇的领土。教皇既是宗。教领袖，又是世俗君主，从此权势大增，而教皇为丕平加冕之举则成为中世纪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影响深远。这意味着教皇具有废立皇帝之权，为曰后教权与王权之争以及重建罗马帝国埋下了根由。
768年矮子丕平去世，王国分给两个儿子：查尔洛曼和查理，兄弟间的内讧随之而起。771年查尔洛曼去世，查理从此开始了大一统的统治。他积极利用教廷会向外扩张，用火与剑把法兰克王国的版图扩大到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半个匈牙利、大半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东北部，较之其父统治时期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多，使王国成为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最接近于帝国的国家。因此在西方民众的心目中被视为罗马帝国在西方的复兴。世人加于他名字上的头衔“伟大的”一词并入名中，称他为“查理曼”，曼即伟大之意。在教廷的扩张方面，查理曼还征服了萨克逊人，为整个西欧教廷的发展带来了永久姓利益。为加强统治，查理曼在广大的占领地大量兴办修道院，完善教区组织机构，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的神职人员，这些措施同时也大大推进了西方教会的发展，使西方教会重新确立起实现多年追求的教廷首席地位的雄心。因此，罗马教会也一再宣扬法兰克王国的伟业和罗马帝国的再现。
公元799年罗马教皇利奥三世（795—816在位）遭到反对派攻击，逃出罗马城，向查理曼求援。800年查理曼率军进入罗马，使利奥三世重登教皇宝座。800年圣诞节时利奥三世在圣彼得教堂把罗马皇帝的冠冕加在这位法兰克国王头上，赋予他奥古斯都的伟大继承人的地位，这一举动博得了罗马和西方民众的普遍称赞。于是，查理曼成为罗马人的皇帝，法兰克王国成为查理曼帝国。这一封立事件进一步确认了罗马教皇的神权地位，确立了教会和国家是同一盾牌的两面的思想，导致整个中世纪长期进行的教权与皇权之争。与此同时，西派教会由于有了强大的帝国做后盾，由此也开始了它的中兴时期，在与东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