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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智慧
一个团队，讲求的是团队的合作，团队中每个成员均是一个项目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旦某个环节没有完成，整个项目均不能完成。这样就要求一个有效的团队必须是每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尽职尽责。
第85章 说说胡雪岩的破产（）
1883年，上海阜康钱庄的主人——晚清时期名声显赫、身价高达3000万两白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一夜之间宣布破产，名下所有的钱庄、银号尽数倒闭。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使原本一帆风顺的胡字号大船迅速沉入了水底呢？
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胡雪岩的阜康系财团的倒塌，虽然是从钱庄被挤兑开始的，但这场金融地震的震源，却是胡雪岩与洋商做蚕丝生意时，研判商情失误，发生了严重的亏损。
那次导致他破产的坐庄生丝的豪赌，是从1881年开始的。胡雪岩不断地囤积生丝，到了1882年已经囤积了8000包，超过了上海生丝全年交易量的23。不出他所料，市面的生丝价格果然被抬上去了。但是胡雪岩仍然不满足，他自恃手上控制着阜康钱庄和当铺，后备资金充足，所以不但不抛出生丝，反而继续囤积。资金链紧绷到了极点。
当时胡雪岩的判断是：缫丝工厂如果买不到生丝（原材料），工厂就无工可开，无货可卖，所以他们迟早要买生丝；而中国的生丝一半都抓在他手里，要想买生丝，就必须得把钱交到他胡雪岩手上。
在此之前，上海有个商人曾请胡雪岩做担保，向外商借得一笔款子，此时正好到期。他拒付本息，外商便向保人胡雪岩讨债。
消息传出，谣言四起，存户争相前往胡雪岩的钱庄挤兑。上海阜康钱庄首先出现了挤兑风潮，很快扩散到全国各地。随着挤兑风波的扩大，胡雪岩在各地的钱庄都受到牵连，在杭州的泰来钱庄首先倒闭。1883年2月5日，大名鼎鼎的阜康钱庄终于被挤兑得关门大吉。
阜康钱庄破产引发了全国性的金融恐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各地钱庄都受到牵连关门大吉。扬州连续倒闭钱庄17家，福州倒闭6家，宁波钱庄从31家减为18家，镇江的60家只剩15家，汉口只有几家钱庄挨过旧历年关。北京也不能幸免，取款者“不绝于途，街衢几为之塞”，两周内44家钱庄破产。
为了了解龙卷风一样的挤兑风潮，我们来看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从而分析其机理。
假设现在有a和b两个人，都借给朋友c100万元人民币做生意。
c拿到这200万元在第一年进行投资，第二年才可以赚得利润。笔者不妨假设第一年的时候，a和b索要借款，c只能还给两人各70万元；若是a和b并不是那么急着要钱，给c两年的时间，则c连本带利可以获得280万。
对于a、b两人来说，第一年要回借款，各得70万；若其中一个人索要借款，而另一个人没有去索要，则索要的人先来一步得到100万本钱，另一个人则只拿到剩下的40万元；如果两人都在第二年才索要存款，则各得140万元；在第二年，只有一个人索要借款，另一个人并没有催着c还钱的情况下，先催款的人得到180万，另一个人只拿到原来的本钱100万。
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两阶段的动态博弈，见下表。
第一年的索款博弈矩阵
ab索
款等
待索款707040100等待10040都等到第二年
第二年的索款博弈矩阵
ab索
款等
待索款140140100180等待180100140140
动态博弈都是用倒推法进行分析，我们在这里仍然采用倒推法，首先看第二年时，a和b作为理性人会如何选择行动策略。假如a和b都将资金借给c用到第二年，这个时候博弈均衡点是双方都索要自己的资金，a和b各得到140万元的还款，利息率高达40％。这个均衡点是a、b两人理性博弈的唯一可能结果。
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阶段，也就是第一年双方的博弈情况。由于在第一年时，双方都不抽回资金的策略将产生第二年的均衡结果，因此在第一年的博弈矩阵可以改写成下表所示的矩阵。
简化的索款博弈矩阵
ab索
款等
待索款707040100等待10040140140
在我们假定a和b都是理性人的条件下，第一年的纳什均衡点很明显有两个，一个是双方都索要借款，这时双方都只能拿回70万元；另一个就是双方在第一年都不索要借款，这时根据我们在第二阶段的分析，双方各能收到140万元的回报。自然对于a和b来说，后一个纳什均衡比前一个纳什均衡要好。
遗憾的是，并没有什么可以保证a、b双方一定不会在第一年索要借款。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模型中的c就相当于是一家银行，而a和b就是银行的存款客户。
博弈智慧
银行挤兑往往是由于谣言四起，存款客户不再放心将钱放在银行中，纷纷去拿回存款。在很短的时间内，银行又无法筹措大量的现金，最终的结果就是银行倒闭，很多人只能抽回银行存款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分存款都拿不到。
第86章 共同的利益最重要（）
在“猎人博弈”中，两人合作猎鹿的收益（10，l0）对于分别猎兔（4，4）具有帕累托优势。这是因为如果比较原来的境况（4，4），现在的（10，10）我们说境况得到了帕累托改善。作为定义，帕累托改善是各方的境况都不受损害的改善。
可是上面的情况是假设双方平均分配猎物，也就是说，两个猎人的能力和贡献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
如果一个猎人能力强、贡献大，他就会要求得到较大的一份，这样分配的结果就可能是（14，6）或（15，5），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能力较差的猎人的所得，至少要多于他独自打猎的收益，否则他就没有合作的动机。如果合作的结果是（17，3），相对于分别猎兔（4，4）就没有帕累托优势，这是因为3比4小，乙受到损害。这样，我们就不能说境况得到了帕累托改善。虽然17比4多，改善了很多，17＋3也比4＋4大很多，改善了很多，但是3比4小，乙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所以站在乙的立场，（17，3）没有原来的（4，4）那么好（第一个数代表甲的满意程度或者得益，第二个数代表乙的满意程度或者得益）。如果合作的结果如此，那么，乙一定不愿合作。可见，帕累托改善是一种各方都认同的改善，不是要求任何一方作出牺牲的改善。
“帕累托效率”很有现实意义，也是目前经济学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几年前曾出过一本书，名为改革正在过大关，他指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乎成败的紧要关头。改革开放的成就世人共睹，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
关于中国的成功有很多分析，有人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前苏联、东欧那样一步到位的“振荡疗法”或“休克疗法”，社会损失较校深刻一点的分析，则说中国的改革是从体制外的改革开始，向体制内的改革发展等等。
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直到前几年为止，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上是一种帕累托改善的过程。虽然有一小部分人发了大财，社会不平等程度在增加，但是广大人民的收入也多多少少在增加，生活基本上都在改善。可是这种改善总要被帕累托效率代替：有些人不可避免地要为社会的发展付出代价。
例如目前的国企改革问题。国企效益不好，既有责权不分、经营不善的原因，也是因为计划经济下国有经济一直承担着“企业办社会”的重任。企业办社会，就一定会损失效率。兼办社会的国有经济，担负着为改革开放提供安全网的作用。国有经济不仅承担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且是亿万职工生计的保证。当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等“体制外”经济轻装上阵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有经济承担了国家和政府的许多社会责任。
现在，改革已经向纵深发展，突出的问题是国有经济如何适应市场竞争。当年，因为国有经济分担了国家和政府的重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才得以进行下去。现在，很多“国企”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办社会”更是难以为继。一方面是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又刚刚起步，无法承担大任。这就造成了尽管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同时有些人的生活水平却在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