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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要跳起来亲眼看看墙上的斑点到底是什么？——是只钉子？一片玫瑰花瓣？还是木块上的裂纹？
大自然又在这里玩弄她保存自己的老把戏了。她认为这条思路至多不过白白浪费一些精力，或许会和现实发生一点冲突，因为谁又能对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妄加非议呢？排在坎特伯里大主教后面的是大法官；而大法官后面又是约克大主教。每一个人都必须排在某人的后面，这是惠特克的哲学。最要紧的是知道谁该排在谁的后面。惠特克是知道的。大自然忠告你说，不要为此感到恼怒，而要从中得到安慰；假如你无法得到安慰，假如你一定要破坏这一小时的平静，那就去想想墙上的斑点吧。
我懂得大自然耍的什么把戏——她在暗中怂恿我们采取行动以便结束那些容易令人兴奋或痛苦的思想。我想，正因如此，我们对实干家总不免稍有一点轻视——我们认为这类人不爱思索。不过，我们也不妨注视墙上的斑点，来打断那些不愉快的思想。
真的，现在我越加仔细地看着它，就越发觉得好似在大海中抓住了一块木板。我体会到一种令人心满意足的现实感，把那两位大主教和那位大法官统统逐入了虚无的幻境。这里，是一件具体的东西，是一件真实的东西。我们半夜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也往往这样，急忙扭亮电灯，静静地躺一会儿，赞赏着衣柜，赞赏着实在的物体，赞赏着现实，赞赏着身外的世界，它证明除了我们自身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事物。我们想弄清楚的也就是这个问题。木头是一件值得加以思索的愉快的事物。它产生于一棵树；树木会生长，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样生长起来的。它们长在草地上、森林里、小河边——这些全是我们喜欢去想的事物——它们长着、长着，长了许多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炎热的午后，母牛在树下挥动着尾巴；树木把小河点染得这样翠绿一片，以至于使我们觉得当一只雌的红松鸡一头扎进水里去的时候，它应该带着绿色的羽毛冒出水面来。我喜欢去想那些像被风吹得鼓起来的旗帜一样逆流而上的鱼群；我还喜欢去想那些在河床上一点点地垒起一座座圆顶土堆的水甲虫。我喜欢想象那棵树本身的情景：首先是它自身木质的紧密干燥的感觉，然后感受到雷雨的摧残；接下去就感到树液缓慢地、舒畅地一滴滴流出来。我还喜欢去想这棵树怎样在冬天的夜晚独自屹立在空旷的田野上，树叶紧紧地合拢起来，对着月亮射出的铁弹，什么弱点也不暴露，像一根空荡荡的桅杆竖立在整夜不停地滚动着的大地上。六月里鸟儿的鸣啭听起来一定很震耳，很不习惯；小昆虫在树皮的褶皱上吃力地爬过去，或者在树叶搭成的薄薄的绿色天篷上面晒太阳，它们红宝石般的眼睛直盯着前方，这时候它们的脚会感觉多么寒冷啊大地的寒气凛冽逼人，压得树木的纤维一根根地断裂开来。最后的一场暴风雨袭来，树倒了下去，树梢的枝条重新深深地陷进泥土。即使到了这种地步，生命也并没有结束。这棵树还有一百万条坚毅而清醒的生命分散在世界上。有的在卧室里，有的在船上，有的在人行道上，还有的变成了房间的护壁板，男人和女人们在喝过茶以后就坐在这间屋里抽烟。这棵树勾起了许许多多平静的、幸福的联想。我很愿意挨个儿去思索它们——可是遇到了阻碍我想到什么地方啦？是怎么样想到这里的呢？一棵树？一条河？丘陵草原地带？惠特克年鉴？盛开水仙花的原野？我什么也记不起啦。一切在转动、在下沉、在滑开去、在消失事物陷进了大动荡之中。有人正在俯身对我说：
“我要出去买份报纸。”
“是吗？”
“不过买报纸也没有什么意思什么新闻都没有。该死的战争；让这次战争见鬼去吧然而不论怎么说，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让一只蜗牛爬在墙壁上。”
哦，墙上的斑点！那是一只蜗牛。
文美惠译
作品简析
第九章 伊丽莎白·鲍温（）
伊丽莎白鲍温（1899—1973），爱尔兰裔英国作家，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结婚后随丈夫定居伦敦。一生发表了许多长篇，其中如心这死、炎炎日当午、巴黎的房屋、鲍温大院、爱的世界等都是现代的名篇。她的短篇也很出色，尤以细腻的观察见长。
鬼恋人
在伦敦逗留了一天，杜路沃太太要离开了。她到自己的关闭了的房子去找些要带走的东西。有些是她自己的，有些是她家人的，他们现在都习惯乡村生活了。那时八月将尽，整天热气蒸腾，不时有阵雨。她去时，路下边的树在湿润的、黄色的午后斜阳里闪着光。在一块块灰云堆积的背景上，断残的烟囱、胸墙很显眼。在她一度很熟悉的街道上，像是在任何一个没有用过的沟渠里一样，淤积了一种陌生的奇怪的感觉。一只猫在栏杆里钻来钻去。但是没有人看见她回来。她用手臂夹好带着的纸包，在那不顺当的锁里用力转动着钥匙，然后用膝盖一顶变歪的门。她走进去时，一股窒闷的空气扑面而来。
楼梯的窗户钉住了，门厅里没有光。她只能看见一扇门半开着，便快步走过去，打开屋里的百叶窗。这位毫无想象力的太太看着周围，她看到的一切，以前长期生活的痕迹，使她感到困惑更多于熟悉。黄烟熏染了白色的大理石壁炉架，写字台顶上有花瓶留下的圈痕。壁纸上的伤，是猛然开门时瓷门柄碰出来的。钢琴已经送走保存，镶木地板上留下了爪子似的痕迹。虽然没有多少灰土渗进来，每件家具上都罩着尘埃的薄膜；而且只有烟囱通风，整个客厅里有一种不生火的炉膛的气味。杜太太把纸包放在写字台上，离开这房间上楼去；她需要的东西在卧室的箱子里。
她曾急着想看看这房子的情况如何——几个邻居合雇的兼职照料房屋的人这星期度假去了，不会回来。一般他不大进屋看的，她从来也不信任他。屋子有裂缝，上次轰炸留下的，她一直很留意，倒不是说会有什么办法修好——
一缕折射的日光横过大厅，她定定地站住了，瞪着厅中的桌子——上面有一封给她的信。
她先以为——那么一定是管房子的人回来了。不管怎样，看见房子关闭了，谁会把信投入信箱？又不是一般的通知或账单。可是一切通过邮局寄给她的东西都转到乡下地址了。管房人（就算他回来了）并不知道她定好今天到伦敦——来这里是打算好不让他知道的——这信这么搁着就显出他的疏忽了，让它在昏暗和尘土中等着，使她不安。她不安地拿起信，信上没有贴邮票。但是它不会是什么重要的信，否则他们会知道她拿着信快步上楼，直到走进从前的卧室，放进亮光来，都没有看信一眼。这房间下面是花园，还可以看见别人家的花园。参差的云块低垂，遮住了阳光，树木和长荒了的草坪似乎已经罩上了暮色。一种因为有人轻视她的习惯而被侵扰了的感觉使她不愿再看那信。不过，在下雨前的紧张气氛里，她读了。那信不过几行。
亲爱的凯瑟琳：
你不会忘记今天是我们的纪念日，还是我们说好的这一天。岁月流逝，很快也很慢，因为情况毫无变化，我相信你会遵守诺言。我看见你离开伦敦，深感不悦；但是你毕竟回来了，我很满意。那么，在那安排好的时刻，等着我吧。直到那时
k。
杜太太看写信的日子，是今天。她把信扔在弹簧床垫上，一会儿又拿起来看——她的嘴唇在残留的唇膏下变白了。她觉得自己脸色大变，就走到镜子前擦出一块地方，紧张而又遮遮掩掩地照。镜中人是一位四十四岁的妇女，在随便拉下来的帽檐之下，眼睛直瞪瞪的。她独自喝过茶离开铺子后就没有搽粉。丈夫送的结婚礼物——珍珠项链，松松地挂在她现在细瘦了些的颈项上，滑进了粉红的v字领羊毛衫，那是去年秋天围坐在炉火旁时，她姐姐织的。杜太太平常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