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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大超过了格里布原来设想的第一次同他的主管谈话的内容。他太羞怯，无法表示他感到的惊异。他笑了一笑，兴奋起来，摸了摸照在他头上的阳光和满头的尘土。“你也认为我的错误是这么严重吗？”
“你说得不错，是很严重。你现在知道了，你的背上吃到了艰难时世的鞭子。你早就应该有吃苦头的准备。你们家的人一定极有钱，才能送你上大学。如果我说话冒犯了你，请你打断我好了。你母亲惯你吗？你父亲姑息你吗？你是不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因此有条件可以去打破沙锅问到底，找出最后代表一切其他事物的是什么东西，而别人却都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体面世界里干活劳动？”
“嗯，不是的，不完全是这样，”格里布微笑道。分崩离析的体面世界！一卢也不假。但是现在是挨到他叫对方吃一惊了。“我们家并不有钱。我父亲是芝加哥最后一个地道的英国管家——”
“你开玩笑吗？”
“我为什么要开玩笑。”
“穿着号衣？”
“穿着号衣。在黄金湖岸。”
“而他希望你受上等人的教育？”
“他并不希望。他送我到军工学院去学化学工程。但是他死后我转了学。”
他自己停下来，心里想雷纳怎么这样快就使他交起心来。他刚把你的档案卷宗放在桌上，你的所有材料就都摊开来了。后来，到了街上，他仍在回想，要不是斯泰卡太太的大声吵闹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可能交心交到什么程度，他可能还会被引出些什么话来。
可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年轻妇女，雷纳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跑进小办公室嚷嚷道：“你们没有听见这吵闹吗？”
“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
“那是斯泰卡，使劲地在那里嚷嚷。记者们都来了。她说她给报馆打了电话，她真的打了。”
“可是她要干什么？”雷纳问。
“她把洗好的衣服带了来，在这里熨烫，用咱们的电流，因为救济金里不包括她的电费。她在问讯处的桌子旁边支起了烫衣板，她的孩子都跟着她，一共六个。他们上学一星期从来没有超过一次。她因为名声关系，总是拖着他们到处跑。”
“这场好戏我可不想错过，”雷纳说着跳了起来。格里布跟着那个秘书一起到了外面说，“这个斯泰卡是谁？”
“他们管她叫‘联邦街的输血妈妈’。她是在医院里卖血为生的。他们大概一品脱付她十元钱。当然这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她把这件事大肆宣扬，她和她的孩子们老是上报。”
在进口处那个狭窄的地方，有一小群人围观着，一边是工作人员，一边是领救济金的，中间隔着一道三夹板栏杆。斯泰卡一边用男人一样的嗓子粗声粗气地叫喊着，一边把熨斗一会儿使劲地在板上来回推着，一会儿又砰地掷在铁座上。
“我父亲母亲坐统舱来的，我生在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在休伦湖边的罗贝。我可不是肮脏的移民。我是美国公民。我的丈夫是在法国中了毒气的退伍军人，肺比一张纸还单薄，连自己上厕所也有困难。我的这六个孩子，我得卖自己的血才能替他们买鞋子穿。就是一条小小的蹩脚的白色圣餐领带，也是出了两滴血换来的；为了我的瓦佳上教堂不至于给别的姑娘取笑，我得买一块小小的蚊帐一样的面纱，可是他们戈德布拉特公司要了我的血。我就是靠这样过日子的。要是我得靠救济金生活，那早就完了。可是领救济金的人可不少——都是假的！他们没有弄不到手的东西，他们随时都可以到绥夫特阿莫公司当工人包火腿。他们通过屠宰场找他们去干活。他们从来不需要失业。只是他们宁可躺在懒床上，吃公家的。”她一点也不怕，在这个主要是黑人的救济站里，这么大声骂黑人。
格里布和雷纳挤到前面去，想从近处看一看那个女人。她正在发火，又很得意。她是个又宽又大的金发女人，戴着一顶绣着粉红绸带的布帽。她腿上没有穿袜子，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球鞋，围裙敞开，里面穿着的那件男人汗衫没有束紧她的一对肥*房，因此当她在熨衣板上来回熨她孩子的衣服的时候，妨碍她的胳膊的活动。孩子们都默然不语，脸色发白，好像锁着一般，站在她的背后，身上穿的是羊皮夹克衫和伐木夹克衫。她已经占领了救济站，因此感到十分高兴。但是她所申诉的情况倒是确实的。她说的是实话。但是她的举止像个说谎的。她的小眼睛里的神色深藏不露，就是在她发脾气的时候也好像在临时编造瞎凑似的。
“他们派穿着丝衬裤的大学生出身的调查员来，想叫我别来。她们比我强吗？谁告诉她们的？把她们开除掉。让她们走，去结婚，这样你们就不用把人家的电费从开销中扣掉了。”
救济站总主管尤因先生止不住她，只好双臂交叉在胸前，站在他手下的人员前面，光着脑袋，露出了秃顶，像个中学校长似的——他以前的确当过中学校长——对他的下属说：“等一会儿她累了，就会回去的。”
“不，她不会回去的，”雷纳对格里布说。“她会达到目的。她甚至比尤因还了解救济工作。她领救济已经多年了，她总是能够达到目的的，因为她会大吵大闹。尤因也知道。他一会儿就会让步。现在他不过是要留些面子。要是名声不好，市里救济局长要申斥他的。她比他厉害，到时候她比谁都厉害，包括国家和政府。”
格里布以他特有的微笑作答，完全不表同意。谁会听斯泰卡的命令，她的大吵大嚷会带来什么变化？
不会的，格里布在她身上看到那种吸引大家听她叫嚷的力量，她的叫嚷表示了血和肉的战争，也许在此时此地变得有点疯疯癫癫，而且肯定显得很丑恶。起初，当他出来以后，斯泰卡的精神有点儿使他觉得主宰着这整个地区，这个地区由于她而有了色彩；他在街边一堆堆烧着的垃圾里，高架火车下面的火堆里，昏暗中发红的小巷里看到了她的色彩。后来，当他走进酒店喝一杯黑麦酒时，那啤酒杯上的水珠，同西区波兰人街道的联想，又使他想起了她。
他因为掏手帕不便，用围巾抹一抹嘴角，又出去继续送支票。空气寒冷刺骨，他身边出现了几片雪花。一列火车开过，高架哆嗦了一下，轨道上留下了一阵冰凉的嘶嘶声。
他穿过马路，走下一节木板阶梯，进了地一下屋里的一家杂货铺，推门时引起了一阵门铃响。这家铺子长长的，光线很暗，一阵熏肉、肥皂、桃干、鱼腥味扑鼻而来。小小的火炉里，炉火闪烁，卷着火舌，铺子主人在等着，他是个意大利人，长而瘦削的脸，硬邦邦的胡子。他的手插在围裙里取暖。
不，他不认识格林。你认识人，但不一定知道他们的名字。同一个人可能第二次不用同一个名字。警察也不知道，多半也不在乎。如果有人给枪杀，或者给捅了一刀，他们就把尸体搬走，也不找杀人凶手。首先，没有人会告诉他们什么情况。因此他们就对验尸官随便起个名字，事情就此了结。再说，他们反正也不在乎。他们就是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也办不到。这些人中间究竟在搞些什么鬼名堂，没有人能知道哪怕是十分之一。他们捅刀子，偷东西，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男男女女，父母子女，比畜生还不如。他们为所欲为，害怕的心情一会儿就烟消云散。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情况。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越说越荒诞不经，感情激动，越说越离奇可怕；凭着他的想象和臆造说了一大堆人，人数越说越多，结果成了一个紧紧地抱成一团、打不开的巨大的人堆，一个由脑袋、大腿、肚子、胳膊做成的肉轮，在他的铺子里隆隆滚过。
格里布觉得必须打断他。他厉声说：“你在说些什么呀！我只不过问你一下认不认得这个人。”
“我连一半也没有说完哩。我在这里六年了。你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