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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乡协税员王某也证实，蒲某两口子在团方四邻影响极其恶劣，大家对他们的评价都非常低，很多人对他们恨之入骨。
林某证实朱德富被打后，他很同情朱德富，他还为朱德富送过稀饭去医院看他，但朱德富吃不下去，很可怜的样子。
不但有这些人的证实，村上数十人还联名出具了相关证明，有的签名，有的盖私章，有的按指纹，纷纷替朱德富叫不平。
这一张联名的证明是村上的村民自发的为朱德富书写的，密密麻麻的盖满了私章、指纹和签字。
拿着这一章联名证明，我逐一进行了核实，对他们进行了补充的调查。
他们纷纷表示，张某、蒲某确实欺人太甚了，平时没有谁敢为朱德富说一句话，现在有我们在依法为朱德富主张合法权益，为他伸张正义，他们也愿意来帮助我们，出来说说公道话。
他们说，一般情况，他们是敢怒不敢言，没有谁敢单独为为朱德富说句话，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敢站出来说话。
笔者是一位从中国农村走出来的草根律师，曾经在基层法律服务机构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多年，对这些现象是见多不怪了，的确问题很严重。
在农村，一些只要稍微有一点社会背景的人，哪怕是家里人劳力好，他们都会欺负人。
中国的一些地方的农村关系非常复杂，盘根错节，互相依靠，个别地方基层干部也是仗着天高皇帝远的心态，独霸一方，自以为是，一手遮天。
不少争强好胜之徒便去拉拢他们，让他们撑腰。当他们犯了事，有人举报或控告，这些基层干部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庇护，帮助，形成一道很强势的关系网。
在掌握了这些材料后，本着化解矛盾纠纷，宣传邻居和睦相处，以和为贵的精神，我们又专程找了张某了解情况，希望调处他们的关系，化解他们的矛盾。
张某认为朱德富也不对，也把他打伤了，不同意我们调解。不但如此，张某对我们也很不礼貌，大话连篇，趾高气昂的样子，说自己家里到处都是关系，好像当官的全是他家的亲戚似的。
纠纷调解不成，我们就作为朱德富一方的代理人，代他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诉、控告，希望公安机关作为治安案件给予调查处理，替朱德富伸张正义，压制一下张某、蒲某的嚣张气焰。
但是，我们将有关证据材料提交到公安机关时，公安机关认为这是民事纠纷，要求自己起诉，说他们这种邻居的小纠纷公安派出所管不过来。
同年6月12日，我们代理朱德富向县城所在地的城郊法庭起诉。
根据当时县法院的划分，他们的纠纷可以向城郊法庭起诉，也可以向区法庭起诉。
但是，朱德富家离城郊法庭较近，交通方便，而到区法庭交通不便，又隔着一条河。
所以，我们选择了城郊法庭，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做为代理人住在县城，离城郊法庭更近、更方便。
7月7日，城郊法庭受理了此案，并发出开庭传票，定于7月24日上午8点30分开庭审理。当天，法庭便向被告方张某送达了开庭传票和诉状副本。
而且，该法庭安排的是一位在部队上转业回来的老法官办理此案，该法官与那位倚老卖老的法官都是毛主席接见过几次的，当时属于正区级干部。
相比之下，这个老法官为人豁达，敢于坚持正义，他同样敢公然与法院院长对抗。
不过，他对抗的则是那些不公平的案件和事情。只要他承办的案件，他一心一意要秉公办理，遇到那些权贵给法院施加压力时，院长就会找他汇报案情，找他谈话。
这个时候，他绝对不会因此而枉法裁判。
正是这个原因，他这个毛主席接见过的法官就没有那位倚老卖老的法官走运，那个法官可以当庭长，他却只能当副庭长。
虽然，他们都属于正区级干部，但是这一正一副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朱德富这个案件，很荣幸的分到这个法官手里承办，我们很高兴，认为这一下朱德富可以依法维权，找到说理讲法的地方了。
没想到的是，张某接到诉状后，于7月17日向县法院写了一份回避申请，认为该案应该移送到某区法庭审理，而且还认为朱德富与城郊法庭的个别人员有说不清的关系（当然，这个问题就是有人教他说的浑话了）。
张某的这一纸回避申请递到县法院分管民事案件的张副院长手里，不知他有没有过问案情，有没有调查，就马上挥笔签下：“此案转xx法庭审理”，画上大名。
张院长这个字一签，就意味着案件就得已送到那个倚老卖老的法官管辖的法庭，看来朱德富的维权道路出现屈折了。
对于张某提出的回避申请，我们也向县法院张副院长提交了申请，详细说明了案件事实，请求不宜移送到某区法庭审理，并如实的陈述了不应当移送的事实和理由。
但是，对于我们的申请，张副院长根本不予过问，没有任何作用，等于石沉大海。
第116章 一波三折维权无果（）
第116章一波三折维权无果
于是，城郊法庭不得不将案件移送到了某区法庭。
为什么这个案件要移送到区法庭呢？其实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也就是在城郊法庭给张某送达传票的当天，张某对送达传票的法官根本不予理睬，满不在乎的样子，扬言他关系好得很，他还说他不去城郊法庭，谁也把他没有办法。
不但如此，张某还对送达传票的法官和书记员非常不礼貌，对他们进行言语上的讽刺、挖苦，说他们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不但拒绝签收传票，而且还跟法官提劲打靶，说根本没有把城郊法庭放在眼里。
公开表示就是不得到城郊法庭参加庭审，看他们把他怎么办？
这样一来，弄得承办法官根本下不来台，只好告诉他，根据法律规定如果经过两次传票传唤，到时张某还不到庭，就要对他采取拘传的方式。
但是，对于拘传，张某还是不以为然。
接着，张某就找了关系，写了一份回避申请，要求将案件移送，并在回避申请里指责承办法官威胁恐吓他等等。
对于这样的事情，在乡村的基层法庭，非常多见。我来自于基层，对这些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他们为了排挤正值的法官，都会使用这种手段，请求法院的法官回避。
而且，只要稍微有关系，一旦提出回避申请，那这个案件就会“被回避”，他们根本不会审查回避的理由和事实。
相反的是，如果你没有关系，即使发现了法官有回避的情形，依法应当回避，就算你申请了，也是无济于事的，这就是中国农村或者是底层的现实状况。
这样的遭遇，我同样是深有体会，见识过无数次了。
没有办法，这个案件只好移送到某区人民法庭，等候通知。
7月24日，就在城郊法庭通知开庭的那天，朱德富的伤情经县检察院法医学鉴定为轻伤（当时，全国人大关于司法鉴定的决定尚未出台，在公安、检察院、法院以及个别医院都设立有鉴定机构，那时的司法鉴定一片混乱，当事人起诉需要坚定地就会寻求自己熟悉、方便的机构申请鉴定），便依法向县法院申请将民事案件转为刑事案件，但张副院长未予理睬。
8月5日，区法庭书面通知朱德富，7日内去交纳诉讼费，否则，按自动放弃处理，同时再一次给朱德富发出了受里案件通知书，告知其再交200元诉讼费，200元其他诉讼费。
朱德富家里十分贫穷，又花了那么多治疗费，第一次向城郊法庭起诉时就已经交了诉讼费，按照规定，案件移送后不应该再重复交纳诉讼费的。
这下某区法庭又要交400元的诉讼费，他哪里有钱交呀？
于是，我们向县法院反映，该诉讼费已经交了，应与案件一并移交某区法庭，移送后朱德富就不应该再交诉讼费了。同样，这个请求还是无人理睬。
我们实在没办法，只好倒贴，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自己出钱帮他交了400元诉讼费。
根据常理，我们已经预计这个案件代理起来应该很困难了，朱德富的维权道路一定不会是那样顺利了。
在案件审理中，法庭认为既然有司法鉴定朱德富的伤情已经达到了轻伤程度，这个案件就属于刑事案件了，要求朱德富撤回民事诉讼，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