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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和现代科学都同意这一点：作用与反作用的力量相等。中国的反抗精神就是反作用力量。由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的日本侵华行动，就是引起反作用的作用。中国反抗的力量应当看作是战争开始前日本对友邦侵略的罪行的直接反击。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这次战争。不幸的是，世界上力量最大的陆海空军力量，不能炸毁作用与反作用这条千古不变的法则。
现在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为两国都打算在华北认真一试了。停火的商谈不停，战事时断时续。蒋委员长在牯岭召集各省军事长官，研讨重大决定。日本大军在毫无阻碍之下源源而来，用以加强天津铁路沿线的防地，为时达三周之久。在卢沟桥事变后九天之内，据称有日本五个师，总数达十万人，进入中国本部和内蒙地区。多少火车的军火和军队补给品涌到天津，分发到丰台和其他地点。战争真正在北平附近地区开始时，日本军队已经进占北平数里之内的战略据点。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七月二十六日日本要求将中国陆军三十七师全部撤退到保定以南的最后通牒，予以断然拒绝。二十八日，中国军队发动猛攻，可是宋哲元将军在当天夜晚十一点钟，出人意料地离开北平，派了当时一般人认为亲日的天津市长张自忠将军代理公务。二十九军的抵抗在二十九日午夜停止，北平已然落在日本手中。
父亲丧事完毕之后，木兰和莫愁已经全家南返，战争发生之时，正各自住在杭州、苏州。阿非和别人仍然在北平。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谣言满天飞。南京中央政府在努力做重大决定之时，北平的居民天天盼望中央的飞机在天空出现，但是望不见踪影。各处都窃窃私语希望这座北平古城得免于战火的破坏，各处也都在悄悄传言，都恐怕战火难免。人们对入侵的敌人有仇恨，是埋在心里的深仇大恨，在几百年的忍耐磨炼之下暂时缓和下来。他们看见日本飞机在头上绕，他们暗中咒骂，但是十分谨慎。
这座古城中大部分的居民，真正的北平土著，仍然泰然自若，在家中，在茶馆里，甚至心情愉快地闲谈战争的来临，预测战争的后果，个人生活，一如往常。
他们厌恨入侵的外国人，不过以前早已见过别的外敌。在北平的居民，是形形色色的，老年退隐的清代官吏、年轻的爱国学生、胆小怯懦的官吏、温和而出语讥诮的政客、诚实规矩的商人，以及为日本做谍报的赤贫贱民。但是一般人，因为文化教养高，都厌恶暴力和战争，不喜欢上海那种恐怖和暴乱，而是温和，节制，爱好和平，非常有耐性。
在北平，真正古老文化的继承人，不介意于现代文明的侵扰。他们祖先怎么样生活，他们现在也是一成不变。他们家庭生活有满足的气氛，这显示他们对人生的看法上有无穷智慧的源泉；在生活方式上，对岁月保持达观；在谈话上，则表现得明智温和，轻松而悠闲。因为在老北京，刹那与万古没有什么分别。别处的数百年，在北平只是几段瞬息的时刻，在其间，由祖父至孙子，生活的传统，绵延不断。因为在老北京，大家都能够等待，在等待中由少而老，但是百年如一日，虽说由少至老，实则从未变老。老北京遭受异族的征服很多次了，但被征服者却将入侵者征服，将敌人修正过来，使之顺乎自己的生活方式。
满洲人来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欧洲的白种人来了，以优势的武力洗劫过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现代穿西服的留学生，现代卷曲头发的女人来了，带着新式样，带着新的消遣娱乐，老北京也不在乎。现代十层高的大饭店和北京的平房并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壮丽的现代医院和几百年的中国老药铺兼存并列，现代的女学生和赤背的老拳术师同住一个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学者、哲学家、圣人、娼妓、阴险的政客、卖国贼、和尚、道士、太监，都来享受老北京的阳光，老北京对他们一律欢迎。在老北京，生活的欢乐依然继续不断。乞丐的社会、戏园子、京戏科班儿、踢毽子人的联谊会、烤鸭子蒸螃蟹的饭馆子、灯市、古玩街、庙会、婚丧的礼仪行列，依然进展，永不停息。
若说老北京的天坛、紫禁城、皇家的宫殿会在轰炸下毁灭，那真是荒唐无稽。在日本军队占领的许多城市之中，老北京，真是像一个神仙福地，竟逃避了被破坏的厄运。
在老北京，不能慷慨激昂地谈政治、谈时事，那样，你那老北京的文化教养便是白璧微瑕，你也在老北京白住了。北京话和别的省份的方言不同之点，不在母音子音上，而是在平静的拍子和从容的腔调，愉快而沉思，说话的人只欣赏说话的风趣而忘记了时间。这种清闲，表现在言辞中的隐喻上。比如到市场买东西，叫“逛”市场，在月下步行叫“玩月”，飞机投弹叫“铁鸟下蛋”，被炸着叫“中了航空奖券”。甚至于太阳穴伤口流血，居然会叫“挂彩”！死只是“翘辫子”，像叫花子倒毙于路旁一样。
但是在北平，至少有一个人是容易激动的，那就是黛云，她在五月底刚被从狱中释放出来。黛云不真正够“老北京”，她是属于具有政治意识尚武精神的少壮中国。在她看来，已经发生的这场战争绝不是什么大灾难，而是令人鼓舞求之不得的机会，中华民族对抗敌寇为国家求自由的机会。若是了解前些年中国的含羞忍辱，就立刻明白这场战争之发生，是足以破除中国人心头的郁闷、恢复其心智的平衡、发泄出其储藏的精力的。中央政府终于领导全国对抗日本了，这消息好得几乎令人难信。若知道过去七年里国家的消沉，人们心理上的挫败烦恼、对英明领袖和坚定国策的期待、对全国各党派的通力合作的希望，就了解如今全国的团结抗战，在黛云看来，不啻是美梦的实现。
黛云的热心具有感染性，影响了她的侄子，也就是怀瑜的孩子，甚至怀瑜的太太。怀瑜已经回来，带着莺莺，他们住在德国饭店。他父亲已然去世，他的孩子和妻子与黛云的母亲同住，黛云的母亲叫福娘，她已然回来，又恢复了过去的家庭关系。
一天，怀瑜来到黛云家里。他现在五十岁，小日本胡子已经变白。有钱，蛮阔气，穿着西服，戴着金边眼镜，也染上了日本人的习惯，比如在牙齿之间发出咝咝的声音，叫仆人时拍拍手。
怀瑜的儿子国璋，现在已是三十岁的壮年，恨父亲，也看不起父亲。他问父亲：“你回来干什么？还想在日本势力之下找官儿做吧？”
怀瑜以教训的口吻说：“年轻人，你懂什么？中国怎么能跟日本打？”
“你不赞成抗日啊？”
“我很不赞成。这简直是飞蛾投火——找死。过来，我要跟你说话。”
他把大儿子领到另一间屋里，才五分钟，国璋的母亲在外间屋，听见儿子在里间屋喊叫，然后猛跑出来，脸气得通红。
国璋大喊：“汉奸！汉奸！”
黛云问：“怎么回事？”
“他是日本特务，也想让我当日本特务！”
他父亲走出来，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黛云向他喊：“亡国奴！卖国贼！”
父亲说：“这么大惊小怪干什么？对父亲都不尊敬！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不孝之子！”
国璋说：“什么？父亲？你——是我父亲！我父亲早死了。我长起来这些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