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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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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皇帝正式认输

    另外一件发生在30年后,公元1821年。这一年道光皇帝刚刚上台,正值盛年,而且他很抠门儿,把一文钱看得比磨盘还大,所以他反对贪污腐败应该最有条件吧,天性如此嘛!

    他上台之后,就对天下臣民下了一道谕旨,开始查清陋规,让各地官员把陋规都写出来,组织一个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什么陋规该保存,什么该革除都写清楚,以后咱们明明白白做人,桥归桥路归路。

    听着挺好,他太爷爷雍正皇帝也这么干过一回,火耗归公,然后发养廉银,现在史学界对雍正皇帝这套做法的评价还是很高的。道光的这道谕旨大概是9月发的,结果各地的封疆大吏都上奏折劝阻他。我看过这些奏折,还真不是官僚集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才反对皇帝这个举动,还真是为皇帝着想的。

    这些奏折的内容都差不多,核心意思有两条。第一条,既然是陋规,就是暗着收的,不可能摆在明面儿上让您全知道。能告诉您的只是一部分,如果能全部告诉您,就不是陋规了。

    第二,如果经过评估,有些陋规可以继续收,就是“奉旨收陋规”了。可是,我们肯定的陋规,将来会得到朝廷的认可吗?一边让陋规合法化,一边创造新的陋规,最后是谁吃亏?仍然是黎民老百姓买单,老百姓遭到进一步的搜刮,所以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干。

    道光皇帝一看就明白了,紧接着12月又下了一份谕旨。这份谕旨虽不是罪己诏,但是口气简直就是罪己诏。大概意思是,当时大行皇帝升天,所以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干了这么一件错事。现在经过忠臣的提醒,我发现确实我年纪太轻了,不懂政事,所以我要收回成命。

    这道诏旨的口气看着让人心酸,不是替道光皇帝心酸,这意味着几千年中国官场中,皇帝在和官吏就陋规、就贪污腐败问题的搏斗中,正式认输。这也确实是我在清代史料中看到的最后一次清查陋规。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我讲了这么多中国古代的故事,而且给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你肯定会问,罗胖你什么意思?是说贪污腐败就没法根治了吗?我还真不是这意思。

    前面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针对中国古代科层制的官僚系统。要知道这个系统的本质,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是二者同构的。

    皇帝想要了解民情,得通过官僚系统;民情想要上达天听,也得通过官僚系统。而官僚系统内部形成了一个有规则、有价格的贪污腐败的市场网络,割断了上下政情,这个贪污腐败还怎么治理呢?

    可是现代社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有广播、电视、报纸,还有最先进的互联网,造就了更多的信息回路,让信息系统和原来的权力系统发生了剥离,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所以,中国古代皇帝和臣子玩的那套心眼儿,在现代社会就玩不下去。

    治理贪污腐败有很多种方法,道德治理当然不靠谱,严刑峻法也不靠谱。有人说,只有实行民主才有根治贪污腐败的可能,哪有这回事?你去看看印度,好像有民主,但是根据国际上的评估,贪污腐败也是非常厉害。

    贪污腐败说到根源处就是一个生态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说到更根本的根源上,是一个信息问题。只要我们有了更开放的信息通路,只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事实放在新闻媒体面前供大家监督,只要官僚系统内部敢于做类似官员财产公示这样的事情,把内部的信息暴露在阳光之下,贪污腐败当然就可以根治。

    那么多治理贪污腐败的理论,分析来分析去,看来只有一句话是靠谱的,那就是: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03权力与生意

    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

    十几年前的一天,一个朋友突然兴冲冲地告诉我一个内幕消息,说中国移动马上要推出一项新的互联网服务,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叫飞信,它不仅可以替代腾讯qq的所有功能,而且有一项好处,就是可以免费发短信。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我的几个好朋友都在腾讯上班。我就赶紧给他们打电话,说兄弟们,赶紧撤吧,腾讯快玩不下去了,中国移动杀过来了。

    正好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当时通信业几个大佬的聚会,有专家、学者、老总,我当席就把自己这个担忧说出来了。结果我话音刚落,满桌人哄堂大笑。其中一个老师指着我说:“罗胖,你怎么能那么幼稚呢?移动怎么可能竞争得过腾讯?”我说:“为什么不能啊?移动有那么明显的优势。”他说:“当然不能,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是国企。”

    说实话,这番理由当时没有说服我,但是没办法,十几年来的现实说服了我,腾讯的qq现在活得好着呢,而飞信安在哉?

    这就引出了中国舆论界30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常识认为,国企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效率很低,所以应该撤出市场经济。但是另外一派观点认为,不要轻易地否定国企,要知道中国人的经济战场不仅仅是国内市场,还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必然需要那些大规模的企业。共和国60多年来好不容易搞出这些上规模的国企,你们这帮败家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否定掉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改,国企是可以改革的,国资委也不是吃干饭的嘛。这样的争论我们听了很多年。

    最近我看了一套书,叫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它的作者李德林先生是一个老媒体人,他花了几年时间搜集资料才写出了这本大作。看完之后,我掩卷长叹,原来关于国企改革,我们连病根都诊断错了。

    国企的百年发展史

    我们先看一看100多年来的国企是什么样的。1840年之后,洋务派运动兴起,建立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国企,最著名的有两家,一家是福建的马尾船厂,另一家是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马尾船厂的主导人是左宗棠,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主导人是李鸿章,但是他们背后都是曾国藩。

    曾国藩于1864年灭掉了太平天国,八年之后,也就是1872年,死掉了。也可以说,这一批国企有着八年的建设期。但是就在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给同治皇帝上了一份奏折,说马尾船厂不要搞了,左宗棠在骗您老人家。左宗棠当年说,给他300万两白银,他给朝廷造16艘战舰,对吧?可是现在五六年时间过去了,花了四五百万两白银,只造出来5艘船,而且都是破船,有那银子还不如直接找外洋人去买呢。

    宋晋讲的确实是事实,这两家企业都太不争气了。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造出来的枪,连它的主办人李鸿章自己率领的淮军都不用,因为准头不够。更重要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造一艘船,且不说技术水准如何,它的费用居然是洋人的两倍!

    为什么?因为太浪费,尤其是人员费用。比如说马尾船厂一个工头的月薪居然开到了30两银子,一个普通工人能开到12两银子。当时如果不在这种官办企业,一个工人的月薪大概也就3两银子。如果是农村的贫苦人家,1两银子足够过一个月了。当时皇后一个月的月利钱,也就是1000两银子。

    他们为什么要花30两银子雇一个工人呢?很简单,有人托塞到这个企业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几十年前中国的国企里也到处都是,现在也有不少。

    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马尾船厂的高管就已经达到了59个,每个高管都要配一堆杂役人员伺候。现在看到的记录是,有60多个杂役来伺候这些人。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仅高管、会办、经办人、主办人,就有80多个人。所以马尾船厂的账里,一个月有三分之一的花费是用于人员开支和伙食费,你说这个企业还怎么办下去?

    问题出在哪儿呢?当然有技术水准不够的问题,有管理技术不到位的问题。当时马尾船厂的领导人沈葆桢,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说自己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督艺员者,匠首也”,就是工匠头子,管小工的;“督匠首者,绅员也”,就是那些士大夫;“督绅员者,臣也”,就是我。但是一层比一层不懂,工人比匠首懂,匠首比士大夫懂,士大夫比我懂,你说这个企业怎么办?

    但是当时的人不认为问题出在管理制度上,都认为既然是贪污腐败,人浮于事,那一定是出在吏治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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