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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所实践的，恰恰是儒家一个更高的人生境界，就是内圣外王。就是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但这还不够，这种人生还没有登顶，真正的登顶是要向外去做一番事业的。
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关键不取决于你自己有多牛、多能干，关键取决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助你。这个时候技巧就出现了，如果你不仅要追逐内圣，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仅要当一个君子，还要有能力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来帮助你做成这一番事业。
只有搞清楚了这个逻辑，你才能明白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令人费解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曾国藩在当京官的时候，喜欢跟什么人搞在一起？就是后来典型的顽固派，比如说像倭仁这样的人就觉得自己是理学家、道学家，一辈子不要跟洋鬼子搞在一起，因为他承袭的是孔孟的道统。
可是，中年之后的曾国藩反而成为洋务派的代表，对一些外洋庶务所谓的“奇技淫巧”，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做出了当时士大夫当中非常罕见的开放和包容的姿态。
这是一种转变吗？
当我们深看一层的时候，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曾国藩追求的就是“内圣外王”这种儒家的更高的人生境界。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有一句话叫“泰山不辞细土，方能成其大”。所以一切可能的资源，曾国藩都不会拒绝，只要他内在还是一个圣贤就行了。
回到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这本书，在序言当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说曾国藩这个人给我们呈现出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第二样东西：“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02做一头独来独往的狮子：胡适
在中国流传甚广的歌曲兰花草和它的词作者胡适的命运几乎一模一样，都是中国人生活中熟悉的陌生事物。胡适的大名在中国可谓众所周知，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授和思想家，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却被一顿臭批，而近些年又被翻案，供在了民国时期文化名人的圣坛上。他为何会拥有这么高的学术和思想地位呢？让我们来聊聊胡适其人。
胡适先生拥有学者和文化名人的双重身份，很多学科都有他的影子，而且在很多领域都有开创之功，但都涉入不深，更谈不上有较高的学术建树。作为一个学者，胡适仅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堪称真正成体系的学术著作，但也只完成了上卷；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他的社会、政治立场既非左派，也非右派。
第131章 孤独地面对全世界（4）（）
胡适是安徽绩溪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6岁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他提倡白话文运动，致使多位老学问家、老学者都看轻他，如国学大师黄侃（章太炎的弟子）就曾嘲笑过他，认为白话文的效率不如文言文。固然，胡适的很多学问都处于草创时期，都还只是一种很简朴的学术。国学如此，西学亦然。当时很多搞西学的人也看不起胡适，如北大的辜鸿铭就曾嘲笑他，认为他所学的英语属美国俚语，不算真正典雅的英文，还认为他根本不懂西方哲学，教哲学更是误人子弟；另一个在北大教哲学史的教授陈汉章，也曾经在课堂上嘲笑胡适对哲学的研究不深。平心而论，胡适在学问方面的确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没有太多可观的成就。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这是由于他成名太早，不敢对千秋万代负责。纵观胡适的整个学术生涯可谓无足可道，但他却喜欢去研究一些鲜有人涉猎的东西，如水经注。
不清不楚的政治立场
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很尴尬，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他一生在世71载，历经四个时期，即清朝廷、北洋军阀、南京政府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十几年。
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胡适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动辄写诗攻击政府，还曾拒绝政府授予的嘉禾勋章。南京政府时期，胡适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态度十分微妙，他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貌合神离。要说合，他差点儿成了国民政府的总统，胡适死后，蒋介石还给他送了一副叫“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可谓对他推崇备至；但蒋介石也在日记中承认，胡适的死给革命思想和民族复兴思想除掉了一个障碍。要说离，老蒋就曾以胡适反党的理由否决了他当清华大学校长的报告。胡适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国家诤臣，政府诤友”，他从来就不曾是蒋介石的走狗。
在与共产党的关系方面，胡适的朋友很少，但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曾给他写过不少信，胡适也用自己主办的杂志转载过湘江评论上毛泽东的文章。胡适一生在1949年之前，没有说过一句反共的话，他对共产党始终不来往、不熟悉、不评论。
毛泽东于1951年和1954年发动的对胡适的批判，针对的是其代表的整个旧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而非胡适本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知识分子都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胡适作为过去整个士林的领袖，被拿来当作检验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成果的一个标准。
胡适的思想左也不靠，右也不靠，他是以一种孤单的政治姿态出现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他自己就曾说过：狮子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才会成群结队。
胡适对自己孤立的政治地位很是看重，他的孤立独存，不管是面对两股政治势力还是主流民意，都敢于表达自己的孤立。最典型的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他从头到尾都反对五四运动，认为学生不该上街，不该搞政治运动，应该回到书斋去研究学问，做未来民族的栋梁。
更典型的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抗战之前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他曾坚决地反对对日开战，认为是一个农业国和一个工业国打，是一个前现代化的国家和一个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打，根本打不过，应该以空间换取时间。他还认为当时应该承认伪满洲国，好换取一个和平条约，以换取搞国内现代化建设的时间，等养足力量再打。
早在1935年，胡适就说过：中国想要打败日本，需要具备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开战这个必要条件。他不仅有这个判断，而且在1938年担任驻美大使后，拼命地挑拨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他就是奔着这个使命去努力的。
胡适在美国常常不按常理出牌，他不是一个仅仅给大家发发护照和签证的大使，而是一个到处演讲的大使，其演讲的基本意思为：中国自古和美国一样，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人对日本人抵抗是为自由世界、民主世界去抵抗；日本就是法西斯，是白眼狼；日本迟早会让美国吃亏的。现实还真被胡适言中了，1941年就爆发了珍珠港事变。这次胡适作为一头独来独往的狮子，又一次看对了未来。
谈了这么多，我不是想把胡适放在一个历史夹缝当中来分析，把他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想要追问作为几十年前智者的胡适，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是什么？
胡适方法论：少谈些主义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胡适在学问上是不错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细琢磨这段公案，其实在胡适的思想当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他这一生反复在讲的那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乍一听好似犬儒，但若回到那个年代就会读出不一样的意味。
先看后半句，“少谈些主义”。什么叫主义？主义的前身是思想，对于信奉者来说，信着信着就变得不容辩驳了，就成了主义。胡适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容辩驳的，是天然正确的，应先疑而后信。所以他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当中有一个规律，就是相信名教，即以名词为宗教。虽然中国没有全民信仰的共同宗教，但都信仰一些大词，如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等，好似语言本身就有力量而不需要任何证据。但胡适认为这些东西均不可信。
有人将胡适的思想总结为“非主义论”，这是对一切建构性的、不容怀疑的理论而言。这似乎有些让人费解。比如说胡适一生都在整理国故，研究国学，可他却主张年轻人不要研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