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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慈禧太后还是不肯放过他。革职就完事儿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跟外国人谈判，尤其是跟日本人谈判，还得你李鸿章去，因为只有你有这能耐。所以李鸿章不得不又揣着一顶帽子——头等全权大臣，跑到日本去签马关条约。在日本期间他还遇了刺，带着一脸血就去了谈判现场，后来日本人因为此事不得不在谈判条件上稍做了让步。所以，能说他是汉奸吗？
关于辛丑条约，李鸿章就更冤了。当年慈禧太后带着端郡王载漪跟义和团在北京胡闹的时候，李鸿章在南方当两广总督，所以这件事和他根本没有关系。慈禧太后把这摊子弄得一塌糊涂之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去了，路上匆匆给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说：你快回来，把烂摊子给我收拾了。李鸿章当时已经将近80岁了，哆哆嗦嗦从广东赶到北京，在卖国条约上签了字，两个月之后，就忧愤而死。所以，能说他是汉奸吗？这公平吗？
再说误国，这其实主要归因于整个晚清的官僚和皇家系统。而李鸿章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反而是引导国家往近代化方向走的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所以说他误国就更不公平。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都在说，李鸿章1896年在俄国受贿了。当时俄国人为了签中俄密约（即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给了李鸿章好大一笔钱——300万卢布。
但是这件事在历史学界是没有定论的，直到今天还存在大量的争论。因为所谓的李鸿章受贿，无非是俄国财政部存有一份文件，说当时为了签这个条约，沙皇拨了一笔300万卢布的基金，以李鸿章基金的名义存在了华俄道胜银行。至于这笔钱后来给没给李鸿章，就众说纷纭了，但是事件的关键当事人，也就是俄国当时的谈判代表维特伯爵，后来明确表示这个钱其实是没有给李鸿章的。所以李鸿章到底拿没拿钱这件事始终是一个悬案。
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
虽然在我们看来，李鸿章在当时绝对属于高富帅，但是在国际场合他就经常把底裤给露出来，留下了各种笑料。比如美国有一道菜，叫“李鸿章杂碎”。就是因为李鸿章吃鸡不用刀叉，直接拿手招呼，美国人也没办法，为了遵循外交礼仪只好学他也用手。后来美国人就干脆把西餐和中餐兑在一块，发明了这道“李鸿章杂碎”。
再讲几件李鸿章在俄国出丑的事。1896年，他到俄国彼得堡签中俄密约，首先要去跟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谈判。据维特伯爵记载，在客厅接待李鸿章时，问老爷子抽不抽烟。李鸿章说好，然后就发出了一声公马似的嚎叫：“上烟哪！”接着就跑出来几个中国人开始伺候他抽烟，有的擦火，有的捧烟斗。李鸿章什么都不用动，就动嘴。维特伯爵堂堂一个沙皇贵族哪儿见过这架势，当时就觉得李鸿章很粗鲁。
还有一件事儿，也能看出李鸿章的风格。法国驻北京公使叫施阿兰，是个法国贵族后裔，当时比较年轻，火气很大。恭亲王跟这个法国公子打交道的时候，特别头疼，结果李鸿章就主动请缨跟他打交道。他往那儿一坐，问道：“小孩儿，你几岁了？”李鸿章后来解释说，他知道西方人最忌讳别人问他岁数，所以故意这么问。然后接着说：“你不就是施阿兰吗？去年我在法国的时候，跟你爷爷谈了好半天呢。”据他自己记载，施阿兰当即就俯首帖耳，没了气焰。
关于这件事，我觉得李鸿章是在意淫。按照中国人的逻辑，我跟你爷爷同辈，那你就是我孙子。但法国人哪里讲这一套？所以这应该是李鸿章自己的幻想。但是，这确实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弱国在搞外交时，有时只能用点耍无赖、打痞子腔的方法，让别人至少接收到一个信号：我不怕你，我敢跟你胡来。
后来还有一件事，1896年李鸿章到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庆典在霍登广场举行，当天发生了踩踏事件，导致两千多人死亡。见此情景，他就问维特伯爵：“这事儿你会报告给你们皇上吗？”维特说：“当然了，这么大的事，死了两千多人呢！”李鸿章说：“你傻呀，别说！我当年在当直隶总督的时候，那里发鼠疫死了好几万人，我就不说。我为什么要给皇上他老人家增加这种负担呢？皇上吃不好睡不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我给朝廷上奏折的时候，就说都好着呢。”他视维特伯爵为后生小子，然后倚老卖老地把中国官场这种欺上瞒下的事当作先进经验传授给人家了。
上面这几个故事绝对不是单纯为了黑李鸿章，我想说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中国是一艘孤独行进的航船，突然遇到西方的现代文明后，它是张皇失措的，你不能太苛求当时的人。
维特伯爵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还说了一段话：
我承认，李鸿章确实是一个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虽然他在他们国家受过很高的教育，很有文化，但是以欧洲人的视角来看，他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什么文化。
这段话是很有内涵的，他把对个人的评价直接上升到了文明的对比当中。就是说，你在你的文明系统中再怎么牛，跟现代化的文明一比，马上就土得掉渣了，就显得没文化、没受过教育了。这就是现代化端到中国人面前之后，我们这个民族遇到的最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隔着100多年当然可以批评李鸿章，说他卖国、不懂事。他死了两个月后，梁启超写了著名的李鸿章传，里面有三句话：“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就是说李鸿章很有才能，但是可惜他的见识不够，而且他一生的遭遇、情境、境遇都很悲哀。
知识分子这么说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同时代的人这么说，就缺少一份谅解。什么叫见识不够呢？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都是在具体的经验、传统、境遇当中，无论是悲也好、惜也好、敬也好，我们都只是作为局外人在旁观罢了。一旦我们置身到他的环境中，你遇到的全部是每一个时刻最具体的选择。
现在回头去看那段历史，知道当时只要改革、维新就能富强，当时谁不想富国强兵？可是眼前这一步，遇到的最具体的一个问题是，该怎么做？不是说造舰、造炮、建工厂，推动市场经济，国家就会马上繁荣起来的，具体负责的人有具体的难处。包括写李鸿章传的梁启超，后来在民国时期也当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却干得一塌糊涂。所以每一个具体情境里的人，都有他具体的难处。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寓言，叫愚人船。说有这么一种船，船舱是密闭的，所有驾驶的仪器、船台全部在这船舱里头。陌生人走到船舱里面之后眼前一团漆黑，只能慢慢摸索，他看不到外面，也接收不到任何信号。而甲板上有一帮人在喊：“哎呀，你往这边开，那边有礁石，不能往那边走！”这帮人喊破了嗓子，他也听不见，只能在船舱里干着急。突然，船似乎撞到了什么，剧烈地摇晃起来，他也很着急，想听听外面的人到底在喊什么，但是外面的声音隔着厚厚的甲板根本传不到船舱内。
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和李鸿章对话这种困境，李鸿章做出的选择，只能是基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去苛求古人，无论是夸李鸿章还是骂李鸿章，其实都毫无意义。
就在这样一条愚人船上，就在这样一种前景不分明、现状很纠结的情况下，李鸿章是怎么做的，而他的做法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意义呢？这就要首先了解一下李鸿章其人。
李鸿章的一生
用李鸿章自己的话讲，他这一生是“少年科甲、中年戎马、晚年洋务”。1870年之前，他是读书、做官、带兵打仗，跟太平天国和捻军死磕。1870年的时候，他被调到天津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展开了持续20多年的洋务运动的实验，这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顶峰。1894年甲午战败之后，他被拔去三眼花翎，到北京投闲置散，当了一任闲散的京官，“落架的凤凰不如鸡”，这时候他既没权没钱又没威风。但是到风烛残年的时候，又回光返照了一把——慈禧把他派到广州当了一任两广总督。时间不长，又调回北京，签完辛丑条约两个月之后去世。这就是他一生最简短的介绍。
晚清有三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慈禧，一个是曾国藩，另一个就是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