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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私藏兵器，意图谋反的罪名坐实，刘瑾就死定了。对于皇帝来说，贪污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可谋反却是不可恕的。
虽然说刘瑾坐地贪赃成了“千年巨富”，可最后真正要他命的还是权力场上的游戏规则。
几天之后，刘瑾的心腹党羽焦芳、刘宇、张彩、刘璟等60余人全部遭到逮捕。我们来看一看在刘瑾的这张权力大网中，究竟网住了多少条大鱼。其中内阁大学士3人，北京及南京六部尚书9人、侍郎12人，都察院19人，大理寺4人，翰林院4人，通政司3人，太常寺2人，尚宝司2人等等。
作为刘瑾的党羽，这些网中之人或被诛杀，或被下狱，或被贬谪，或被罢黜。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整个帝国朝堂几乎为之一空。
值得一提的是，刘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受到的是古代刑罚中的超豪华待遇——凌迟处死。据说刽子手对刘瑾施刑整整用了三天，从头到尾共剐了他3357刀。
刘瑾到底因何被杀并不没有多少深究的意义，他的死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充当皇帝的权力代理人，或生前，或身后，都很难落得好下场。造成皇权代理人可悲结局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代理人作为一个政治角『色』，形式与内容太不统一。
虽然说皇帝需要内廷的宦官势力来制衡外廷官员，可是当皇帝发现像刘瑾这样的大太监手中握有的权力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的时候，帝国的当家人就会毫不犹豫将其连根拔除，然后去重新扶持另一个权力经纪人。不仅宦官的命运如此，就连那些帝国权臣最后面临的结局也大抵如此，明中后期的内阁首辅就没有几个笑到最后的。
矿监是财经帝国结成的权力怪胎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春节刚过，明神宗朱翊钧就突发重病，眼看将要命不久矣。于是他急召大学士、首辅沈一贯进宫交代后事。
在这次君臣见面的过程中，明神宗提到了朝廷下派矿监到地方收矿税之事。他说，原来设矿监收矿税也是不得已的事，因为大殿维修需要钱。现在可以停下来了，派出去的太监也都召回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万历皇帝是源于良心的发现，还是顾惜自己身后的声名，抑或是对因果报应的忧惧，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决定撤回矿监税使，以此来终结为害帝国多年的矿税之祸。
口说无凭，明神宗还亲笔写了一张谕旨当场交给沈一贯。沈一贯压抑住内心的喜悦，只等第二天颁诏天下。可等到漫长的一夜过后，沈一贯就再也笑不出来了，他愤怒了。
第二天，万历皇帝的病突然好转。作为臣子的沈一贯本应该为君王龙体康复而感到高兴，他的愤怒又是从何而来？原来否极泰来的万历推翻了前夜自己亲手拟定的谕旨，皇帝说话不算数了。明神宗生怕沈一贯抢先颁布出去，连续派出二十多名太监向沈一贯索要谕旨。
太监到了沈一贯那儿，值班的官员坚决不同意，君无戏言，既然说了，我们就下发。
这时候来追缴圣谕的宦官一拨接着一拨，前后有20多人。宦官们磕头出血，请求沈一贯把圣旨交回去。无奈之下沈一贯只好交还圣旨。
皇帝说话如同儿戏，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两天后，朱翊钧又给内阁重新下了一道谕旨：“朕前日头晕目眩，召卿面谕之事，且矿税等项，因两宫三殿未完，帑藏空虚，权宜采用。见今国用不敷，难以停止，还着照旧行，待三殿落成，该部题请停止，其余卿再酌量当行者拟旨来。”帝国正在用钱之际，又怎能取缔矿税，撤回矿监？除非皇帝将死，脑子不好使了，才会犯下前日的错误。
对于朝臣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朝令夕改。
这里提到的矿监，是万历时期权力结构中涌现出来的权力新贵。这些人的身份基本上都是宦官，是皇帝派往地方督领开采金银等矿的的宦官。与早期的宦官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此时的宦官分工呈多元化趋势。由于分工不同，宦官的权力格局也不仅仅限于皇宫内院。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宦官，更像是中央驻地方税务部门的官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找人开矿或者是为别人开矿办理手续，从中抽取高额利润。
宦官越过宫墙本就是僭越大明祖制，如今他们又被明神宗指派到地方揽矿敛财，这更是一件疯狂之事。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万历皇帝全权接手帝国大权。没过多久，大明王朝的财政出现了严重亏空。
导致明朝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庞大的皇室俸禄开支，拖垮了中央财政。明朝的皇室宗亲，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明朝刚建国的时候，朱元璋的子孙还不是很多，但是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生息，皇室人数越积越大。人一多张嘴吃饭的就多，由此宗禄就成为大明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当时天下每年供给到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万石。
也就是说，两省存留米的全部，还不够皇室宗亲所需粮米的一半。在这里还没有加上朝廷官员们的俸禄和官兵的军饷，没有加上并不代表不用出。
二是运行庞大的权力结构，让帝国财政步履维艰。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也就是在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套机构，各有一帮官员。这样就导致机构臃肿，官员队伍庞大，各项俸粮达到了数千万，而十三布政司和南北直隶额派的夏税秋粮2668万石，出多入少。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王府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塞地区缺军饷，各省缺廪俸。
三是万历时期的建设和开发，拖死了帝国财政。万历末年，由于皇家大兴土木，导致内府经费吃紧。没有办法，只好暂时挪用济边银来补充亏空。
明朝的皇帝很讲究自己的居住环境，但是谁也不愿意去做房奴。他们拿出国库里的真金白银先后兴建了南京、北京、中都（临濠，今凤阳）宫殿，每一项都是大工程，都是大项目，花的也都是大价钱。光是修建自己死后的住所——定陵，就耗费掉白银800万两。
明神宗之所以派出身边的宦官去采矿收税，除了内府严重缺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受当时的经济大环境影响。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呈现出非常迅猛的势头，让整个帝国的官僚地主阶层都患上了财富狂热症，他们纷纷将自己权力管道打造成为一个抽水机，当然抽的不是水，而是钱。
万历皇帝就算没有追逐财富的强烈愿望，但在那样一种风气之下，他那敏感的神经也会有所触动，更何况他的帝国财政也的确需要更多的真金白银来填补巨大的亏空。
第85章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7）（）
在这种情况下，明神宗下令全国只要有矿的地方都可以开采，以便从中收税。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派出第一批矿监开始，一批批太监被派往各地，开始采矿。
明神宗是顶着大臣们的一片反对声，实行矿监制度的。为什么大臣们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因为明神宗的这种做法，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种皇帝直接派人深入民间收税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帝国自上而下的权力秩序。万历越过官府衙门和地方精英集团的做法，既违背了朱元璋的“祖制”，又破坏了权力系统的层层分肥法则，在利益管道中强行截断了中间环节。这样的话，就必然会遭到来自于朝臣和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同时在民间也难以获得认同和有效合作，这样只会加剧权力系统内部各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
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全国各地都能见到矿监的身影。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个叫陈增的矿监被派到山东去开矿。但他在山东开了两年后发现，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矿。于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创造『性』地把矿税改成了店税。陈增向明神宗汇报，山东做生意的多，商铺多，可以逐店取税，肯定会大有收获。
万历皇帝觉得这的确是一条生财之道，就因势利导，同意在下面的矿监可以同时开征商税。当然并不仅仅限于商铺，只要能够列出名目的税都可以一并征收。下面取税的宦官编制不够的，明神宗又加派税使。
只要能列出名目，都可以开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