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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是儒生出身,年轻的时候虽然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连个秀才的资格都没有捞着,史称“九年无功”。愤怒的书生在郁闷之余就干了些违法之事,因此被充军。就在王振陷入人生低谷之时,明成祖朱棣准备招收一批儒生教授宫女文化知识。对于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好机会。
可王振却在机会面前做了短暂的犹豫,这是因为报考需要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报考者须是净身之人,因为这个职业要常年与宫女打交道,皇帝又怎能放心一个不净之人。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王振最终选择了净身入宫。在权势与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之间,显然前者更具诱『惑』力。在王振看来,一个得不到权势的男人要比一个做不成纯爷们的男人来得更加痛苦。
对于对于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这是一场人生的赌局;对于整个帝国来说,一个人的选择往往会在不知觉中改变一个时代的运道。
古代读书人通常会将“修身齐家治天下”作为人生的至高理想,就算走到无路可走,也九死不悔。王振有勇气将自己『逼』入宫门,绝不仅仅是为了身上衣和口中食,更不是为了洗刷一个罪犯的耻辱。作为一个文人,他更希望触手可及帝国的政治权力中心。
对于读过两本圣贤书的王振而言,他当然知道宦官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虽然太祖皇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涉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严刑峻法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力道。
王振从迈入宫门的那一刻起,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盘算如何在帝国权力场上实现个人的理想。机会随着宣宗朱瞻基的上位如期降临,朝廷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
王振本来就是读书人,具备先天的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从内书堂宦官中脱颖而出。
第81章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3)()
宣宗朱瞻基非常欣赏王振身上的文人气质,就任命他为东宫局郎,专门伺候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祁镇,宫中人都当面称呼他为“王先生”。
朱祁镇此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王先生”就这样成了他人生中的启蒙老师。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启蒙老师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往往是其他人无法相比的。等到朱祁镇当了皇帝,王振就直接越过排名在他前面的几位老资格太监,成了司礼监掌印。王振的强大支配力不仅影响了朱祁镇个人,并且通过朱祁镇将这种影响力直接导向明朝的国政。
明宣宗临终前为朱祁镇留下了五位辅政大臣,他们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其实帝国的真正掌舵之人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是个贤德之人,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
明英宗即位时还是不满十岁的孩子,不具备指定权力经纪人的资格。而此时的王振还算是个循规蹈矩的太监,时常当着“三杨”的面敦促明英宗多读圣贤书,做个有作为的君主。王振所做的表面工作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就连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不仅发出感叹“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
王振暗地里大肆排斥异己,将自己的亲信任命为禁军都督,掌控禁军军权。气得张太皇太后当着明英宗以及五位“辅政大臣”的面,要将其赐死。在朱祁镇和大臣杨士奇等人求情下,王振才算逃过一劫。似乎有所预感的张太皇太后警告皇帝和众位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
等到明英宗年龄稍长,张太皇太后已死,“三杨”也先后去位,大太监王振才算真正迎来自己事业的春天。
朱祁镇非常尊敬自己的启蒙老师,甚至有些害怕,就是他后来当了皇帝还称呼王振为“王先生”。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仅仅局限于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朱祁镇对“王先生”产生了精神上的依赖。这种依赖与权力大小无关,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缘分。从后来明英宗对王振非同寻常的恩宠来看,两人之间有着君臣、师生和朋友之间的三重关系。
王振掌管司礼监后,充分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信,以代批奏章、传达诏谕等方式,逐步掌控了中央朝廷。为了试探自己手中的权力究竟有多强大,王振在京城朝阳门外专门筑起一座点将台,请明英宗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都要在接受检阅。从表面看是王振陪同明英宗阅兵,其实王振在这里玩的是狐假虎威的把戏。他想通过收取兵权,实现与帝国文臣集团分庭抗礼的政治理想。
没过多久,王振私自擢升亲信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任命亲侄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因为明英宗年纪尚幼,只是个对权力一知半解的半大孩子,一切机要朝政都被他的“王先生”所把持,“
为了在权力系统能够树立起威信,王振利用一切机会打压朝臣。朝廷中凡是与他有过节的官员,不是被撤职,就是发配充军。一些王公大臣见风使舵依附于王振,并尊称他为“翁父”。皇帝的老师,其他人称呼他为父亲,按道理说也不算吃亏,不过认太监作父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此时的王振已经进入一个事业的巅峰期。
王振由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落魄文人,在割去胯下之物后,居然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华丽转型。然而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当年的书生意气,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已经变成了『乱』天下的权力角逐。王振命人私下损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在帝国的权力之路上实现弯道超越。
王振在帝国权力系统只手遮天,种种恶行结下累累恶果。比如说不择手段打压与他政见不和的大臣,将其下狱或者迫害致死。大肆卖官鬻爵,在帝国权力系统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
对于明朝宦官来说,他们更多时候像是被强行拉上皇帝政治战车的一拨人。其中的大部分并非天生的『奸』邪小人,而那些道德至上的帝国文官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就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只不过宦官大多出生低贱,由于身体上的残疾导致的心理问题让他们的行为显得比较偏激,更容易被人们反感。
综观整个明朝将近300年的历史,其中不乏有祸国殃民的坏太监,也有为君分忧的好太监。但有一个历史事实让我们不容回避,那就是无论他们如何猖獗,都没有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在唐朝后期,宦官完全『操』纵了国家大权,甚至可以立废皇帝,俨然就是国家最高的权力统治者,而在明朝,太监虽然专权结党,但是皇帝要动手干掉他们,只需要写一张小小的字条就可以搞定(明武宗),就像孙猴子本事再大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当然作为皇帝的老师,王振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替明英宗分忧。王振虽然『性』格偏狭隘,经常利用一切机会打压自己的政治对手。可就算是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王振,也并非坏的一无是处。
王振曾经提议朝廷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以减轻地方农民负担。在排除异己的同时,他也大行反腐倡廉之风。帝国重臣“三杨”中的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在反贪风暴中落马,得到查处。
王振还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地界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在边防军备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允许他们返回军队戴罪立功,使边关增加了数万兵员。正统九年(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
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帝国忠良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股肱之臣,但其中不乏『奸』邪之徒。王振安『插』于权力系统的大小亲信,其中既有不学无术者,也有治国的能臣。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王振作为一名读过书的儒生,虽然机缘巧合披上了太监的权力马甲,可他的骨子里还或多或少保留几分儒生的气度。国子监祭酒李时逸因事开罪王振,被判罚被戴重枷“罚站”。他的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意替自己的老师受罚。
王振在了解情况后,发出感叹“我还不如一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