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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智勇善用兵，虽病，恐猝难图）。”
这真是猛虎虽病，也能吓退活猫。建文帝对燕王朱棣的忌惮到了令自己深感恐惧的程度。忌惮归忌惮，朱允炆还是对燕王大本营北平进行一系列防范『性』的布防。一是将其困在北京城动弹不得，二是想办法削弱朱棣的兵力。从军事层面上来看，建文君臣对燕王朱棣的防范做得还是很到位的，中央军将整个北平城里三层外三层都控制起来。同时建文君臣以帝国安全的名义，将燕王府的主要兵力抽调出去防范蒙古；按照正常推理，这时候燕王府的兵力是不足为虑的，三个多月后，燕王朱棣起兵的时候手里也只有区区八百人。
军事人才的严重匮乏，是削藩战争的最大问题。建文帝新任命的张昺、谢贵和张信三位封疆大吏中前两位无能，最后一个张信后来成了叛徒。建文帝对此人缺乏了解，只是听信大臣的推荐才重用于他。
经过洪武时期的血腥清洗，朱元璋留下的武将只有耿炳文和郭英两位侯爷。耿、郭二人戎马一生，能够在朱元璋的铁血酷律之下逃生，可见他们的忠诚度是值得信赖的。
如果建文君臣能够在军事的人士安排与布防上多向两位侯爷请教，也许结果就会不一样。虽然朱棣起兵时只有800人，可等到他打出旗号，已经被朝廷调拨给别人指挥的原先他的部下纷纷阵前倒戈，燕王军队由800人直接就发展到几万。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军队的长期上下级隶属关系所积淀的“效应”，决非是一时军队人事调动所能奏效的。所以说，北平布防实际上是等于在向朱棣下宣战书。
朱棣见到建文帝对北平城进行层层布防，心中还是有所恐慌的。朱棣身边虽然没有“三驾马车”，却也笼络了一批高人。其中有和尚道衍（俗名姚广孝）、算命先生袁珙、金忠等。这些人的社会身份虽然都是来自于江湖，可他们的智谋却丝毫不逊『色』于建文帝身边那“三驾马车”。
北平城的局势对朱棣十分不利，城内城外全在朝廷的掌控之中。朱棣想要摆脱这种困境，可是双方实力上的悬殊，让他有想法却没办法。和尚道衍等人的建议是，先放下皇叔的架子，学会低调做人。对外规规矩矩遵纪守法，暗地里厉兵秣马伺机而动。
北京城里刀已出鞘马也上鞍，虽然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可生活在南京城里的建文皇帝还是知晓了一切。原因是有人告密。告密者是朱棣的小舅子，明朝开国大将中山王徐达的大儿子徐辉祖。徐辉祖以探亲的名义去过几趟北京城，他觉察出了燕王府里弥漫着的杀气。他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告诉了建文帝，并提醒皇帝要有防范之心，应对之策。
建文元年（1399）正月，燕王府长史葛诚来南京奏事。建文帝将其拉拢，并让他返回燕王身边作为朝廷的内应。建文帝加强对北平和燕王府的侦查、监视等类的谍报工作，内部有葛诚内应，外面又命刑部侍郎暴昭、夏原吉等人作为采访使分巡天下。
建文帝的间谍战和巡视，还是起到了震慑作用。燕王朱棣能够感觉到刀锋掠过脖颈的丝丝寒意，这种寒意让他不敢存有丝毫的懈怠。
这是一场紧张又激烈的政治场上的心理战和谍报战，谁将笑到最后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心理素质、个人『性』格和时间等诸多因素。
对于朱棣来说，从北京到南京，千里之外也挡不住权力路径之上的步步惊心，危险无处不在。他如果一味地采取守势，那么最后只能是坐以待毙。
考虑了很长时间，朱棣决定以攻为守。决定亲自前往南京一趟，『摸』『摸』对方的底细。按照朱元璋定下的祖制，地方藩王在没有得到皇帝允许的情况下是不能随便离开自己藩地的。朱元璋在他的遗嘱中曾经立下规定“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就连朱元璋驾鹤西去时，藩王们也不能前去送行，只能在自己的封地尽孝举哀。
第43章 疯子用暗器（2）（）
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正式改元，各地藩王以此为由纷纷前往南京朝贺，朱棣也趁此机会随行前往。燕王府的文武官员们百般劝阻，认为燕王此去京师无异于狼入虎口。但是朱棣还是一意孤行，其勇气可嘉。
这一年的三月，朱棣来到皇城南京。朱允炆在奉天殿接见了他，叔侄二人相见，并无多少真情流『露』的唏嘘感叹。燕王朱棣叉着腿傲慢地站在大殿上，向着端坐御座上的侄皇帝拱手致敬，作为君臣见面的礼节，双方的寒暄也只是点到为止。
朝中大臣们无法接受朱棣这种藐视建文帝的做派，从燕王踏入皇城的第一步，这些人就横竖看其不顺眼。朱棣从洪武门进入皇城，以君王的威仪走过皇帝专用御道。他站在奉天殿上向建文帝拱手示意，不行叩拜之礼。这哪里是君臣见面？简直就是江湖男女平辈人。
监察御史曾凤韶实在看不下去，就上呈奏疏：按照大明高皇帝祖训规定，亲王来朝在大殿之上要行君臣之礼，回到皇宫里才行长幼尊卑之礼。燕王目无君皇，违反祖制，如此下去，国将不国。为严肃纲纪，臣奏请皇帝治燕王以“大不敬”之罪。
“大不敬”是封建制度下的“十恶”大罪之一。一旦罪名坐实，就可能会落得满门抄斩。从朱棣南京觐见的整个过程来看，他的“大不敬”是板上钉钉的事，满朝文武官员都可以站出来做目击证人，以这个理由除掉燕王易如反掌。可建文帝并不这么想，他在读完曾凤韶的弹劾奏疏后，只是轻轻说了一句：“燕王是我的亲叔叔，无需深究。”
既然建文帝不想借此机会除掉朱棣，那就只好再想想别的办法。户部侍郎卓敬给皇帝朱允炆上了一道密奏，提醒建文帝不要放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提议将燕王从他长期盘踞的北平调离，将其迁徙到南昌一带。
密奏里的原话是这样的：“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南昌以绝祸本。”就是说，燕王和先帝朱元璋很像，胸中韬略远胜于他人。将此人放在北平这样的龙兴之地，就等于为大明帝国埋下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卓敬的密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可以说是一个一石三鸟之计。既可以避免以“大不敬”罪名整治燕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可以免除建文帝背上迫害皇叔的恶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消除燕王之患。就是这样一个一石三鸟之计，还是没有得到建文帝的支持。建文帝在看了密奏后，对卓敬说：“四叔燕王是朕的至亲，我不能这么做。”
卓敬还不死心，继续规劝道：“陛下与燕王虽是叔侄关系，但是叔侄关系怎得上父子关系。隋朝皇帝杨坚与杨广是父子关系。杨坚年老的时候，有人跟他说，您的皇太子杨广在调戏你的爱妾，杨坚就动了杀杨广的念头，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杨广已经获悉了这个信息，先下手为强，将亲生父亲杨坚给杀了。父子关系尚且靠不住，更何况你们之间的叔侄关系！”
建文帝听后半天才冒出来一句话：“卿休矣。”言下之意，你们大臣们不要再『逼』我做不伦之事，我意已决。
等到朱棣平安回到北平后，建文帝才意识到，曾经有一份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摆在面前，可自己不懂得珍惜。虽然他又是派官员到北平去巡视民情，监视燕王动态；又是想办法削弱燕王的兵力，但是除掉燕王的最好机会已经流失。
建文元年（1399年）五月，朱元璋周年祭奠。按照皇家的规定，皇子皇孙都要前往南京参加祭祀大典。朱棣刚刚从建文帝眼皮子底下逃过一劫，他没有勇气再去冒一次险。而南京方向这时候也不断传来风声，建文君臣因为放走他正后悔着。
朱棣自己不愿再去一趟南京，可先皇的周年祭总要有人代表自己前往。自己不愿到场，那么他的儿子们就必须去参加，不然事情就闹大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长子朱高炽就带着两个弟弟前往南京参加朱元璋的祭祀大典。
儿子们前脚刚跨出北平，朱棣这边就对外称病。等到朱元璋祭祀大典结束，燕王的病情传得越发严重。朱高炽三兄弟到了南京后不久，朱棣的奏疏也送达建文帝的手上：燕王病重，恳求建文帝能够恩准三个儿子回北平见其最后一面。
朱棣这一招用得极为巧妙，既可以弥补先前决策上的失误；又可以『摸』清建文君臣的底数。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