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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立爱立贤法。顺便在这里交代一下何为“立贤”？所谓的“贤”只能是相对来说，无非是以皇帝的价值标准来加以评判。
这种方法值得商榷，因为历史上有着理『性』的思想光泽的皇帝实在是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形下，所谓的“立贤”就成为一个听上去美妙的借口。
到了今天，就完全成为“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的硬『性』标准。“立贤”实际上也就等同于“立爱”，立皇帝心头之所爱，绝非立帝国臣民之所需。
朱标死后，悲痛欲绝的朱元璋在大臣们的劝解之下，稍稍整理了一下情绪，就开始重新考虑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根据明成祖朱棣钦定的《明太祖实录》记载：就在朱标太子死后的第三天，朱元璋在明皇宫的东角门召集朝中重臣，讨论未来皇位继承人的问题。
朱元璋说：“朕年事已高，太子朱标又不幸夭折，我大明遭此厄运，都是命中注定的。有句古话说得好：‘一个国家要是有年长的皇位继承人的话，那是天下苍生的福分啊。’朕的第四子燕王朱棣贤明仁厚，英勇威猛，雄才大略。他在某些方面和朕很像，朕想立他为太子，诸位爱卿认为怎样？”
朱元璋话音刚落，翰林学士刘三吾马上应对说：“陛下所言极是，但是陛下要是立了燕王为太子，那么将燕王前面的两个哥哥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放在什么位置了？”
朱元璋无法回答老臣刘三吾所提的问题，兀自伤心痛哭起来，重立太子之事也就此打住。
我们从朱元璋与刘三吾君臣的这段对话中来看，刘三吾的潜台词是在说，皇帝您要是跳过老二、老三，立老四为太子，这么做只会为自己的帝国带来无穷尽的麻烦与危险。
朱元璋是何等聪明之人，当然能够听得出刘三吾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他最终放弃了“立爱”的念头，而采用最为稳当的君位继承法——嫡长子继承制。
当然上面的事例是记录在朱棣钦定的《明太祖实录》中，其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朱棣在起兵夺了自己侄子朱允炆的江山后，为了证明自己夺位的合法『性』，在官修的史书上曾经做过大量的手脚。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朱棣无疑将他的老子朱元璋当作了一个“政治白痴”。
要知道在朱标死的时候，朱棣前面的两位皇兄朱樉和朱棡还是活蹦『乱』跳的，而且这两个皇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即使朱元璋立好四弟为帝位继承人，他们兄弟俩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朱元璋立了朱棣为皇太子，那么在其百年以后，朱棣的那两个也有资格入継大统的兄长肯定会兵戈相向。其他的诸子藩王暂且不说，就此“三王”已经先『乱』了。
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就有可能会演变为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似的大劫难、大祸害，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大明江山就会变得岌岌可危，这是朱元璋最不愿意看见的一幕。
如果真是到了这种地步，朱元璋倒不如遵循最为安全的历代通用的“嫡长子继承制”，立太子之子为未来的帝国一把手，这样也就名正言顺，至少没有为其他皇子藩王起兵作『乱』留下借口。这是朱元璋明智而又无奈的一种选择，但绝对不算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嫡长子继承制：古代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生出的龙子龙孙可能多得连皇帝自己都记不住名字。要想在这些子孙中寻找未来的皇位继承者，不能随便抓阄，必须得有规则，否则的话就有可能诱发皇子们之间骨肉相残。
鉴于此，前任皇帝设计出了在立嫡无望的情况下立庶长子的规则，也就是在自己的所有孩子中立年龄最长的那个为太子。这种皇位继承法则的优点在于继承者的既定『性』，谁有好运气最早来到这个世界上，谁将来就当这个家。因此相对于皇位继承法，嫡长子继承制可以杜绝皇位继承所引发的祸端和危机，所以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权力诉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朝每代都能很好地照此执行，恰恰相反，真正做好这种皇位继承制的皇帝与朝代并不是太多，但在家国一体化的传统社会里，暂时还找不到比这更好的皇位继承法。所以说，在诸多的皇位继承法中，最为安全的储君方法应该是这种“嫡长子继承制”。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
为了确保皇权的和平过渡，朱元璋并不愿意冒险，他还是作出了最为理『性』的选择。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九月，朱元璋正式册立了朱标太子的儿子朱允炆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对于选择嫡长子储君法，朱元璋给出的解释是：现在我开创的大明帝国及其一切章法都是要传之后世的，如果我不遵守自定的祖制，将来子孙后代就会仿效，这就与确保大明长治久安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驰，子孙后代的『乱』与治不仅与我立的祖制有关，而且与我是否率先按照祖制执行有着很大的关系。（自我创天下而以天下传之庶孳，万世而下有庶夺孳抗宗者，我开其『乱』也。『乱』传而万世之传，足虑焉。）
第31章 屁股下的火药桶（1）（）
从大明帝国建立的那天起，为了能够使得朱明江山稳如磐石，传之千秋万世，朱元璋的大脑就没有一天不在考虑“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他是在一片反对声中，处心积虑地推行早已被历史多次淘汰的分封制。朱元璋决定了的事，其他人的反对换来的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冲动的热血青年，他对于自己已经决定的事，往往有着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绝。另外我们要搞清楚的一点就是，朱元璋并不是一个辨不清方向的庸君，而是一代雄主。他对历史上由分封所带来的沉痛教训还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推行的分封制，是一种有别于前朝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并且他固执地以为，他的分封是巩固皇权的一种手段
那么经过朱元璋创新发展的分封制又是怎样一番面目呢？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让藩王的势力远离帝国的心脏地带。从明朝分封诸王的就藩地点来看，基本上都是以北方边境为重心，长江以南很少。这一点与历朝历代是有所区别的，在明朝之前的分封藩地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交通要冲、军事要地或者经济中心来大做文章。这等于什么呢？等于为朝廷的权力躯体做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一旦手术所搭建的桥梁崩塌，就有可能危及到帝国的政治生命。如此分封带来了诸多弊端：许多地区经济中心被各路藩王占有，直接削弱了帝国中央的经济实力。同时帝国的许多军事要地被藩王们占有，一旦藩王与中央『政府』闹翻脸，就很容易出现藩王割据的『乱』世。如果将帝国的核心地区封给藩王，一旦祸起萧墙，往往一发而不可收。西晋的“八王之『乱』”正是祸起于此，最终引爆了帝国的灭亡。
这么多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朱元璋大搞诸子藩王分封时完全可以参照着来。在大明帝国的心脏地区——南京（包括今天江苏与安徽两省）和两浙等地不实行分封，要封就把诸王封得远一点。朱元璋以北方边境军事防务为中心，沿着长城一线布防分封。一方面可以将这些藩王支得远远地，另一方面又可以让这些诸子藩王来保卫边疆，辅佐中央皇室。当时分封到长江以南地区的藩王很少，这也是分封制的创新所在。他的那些继任者们也是坚决贯彻，谁也不肯将帝国的心脏地带拿出一小部分来分封给诸子藩王。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第一次大封诸子藩王时，第五个儿子朱橚曾被封为吴王，但因为年纪尚小并没有迅速就藩。洪武七年的时候，有司请将其安置在杭州一带。朱元璋只说了这样一句话：‘钱塘财赋地，不可。’”
永乐年间，朱棣大行分封之事，宁王朱权在靖难战争开启时就跟着朱棣举兵，算是开业功臣。在举兵之初，朱棣曾经开出过口头支票：“事成，当中分天下”。而等到曾经的燕王朱棣摇身变为永乐皇帝，口头支票却成为永远无法兑现的一张白条。朱棣不仅没有分一半天下给朱权，甚至还想赖账。此一时彼一时，朱权也无话可说。可作为一个小股东，最起码的利益，自己总要争取一些吧！朱权向朱棣提出要求去苏州，朱棣笑着摇头说：“这不行，苏州在京都周围（畿内也）。”言下之意，如果我这个皇帝将你安排到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