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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其亡也必（）
安皇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
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仆『射』王珣为尚书令，领军将军。王国宝为左仆『射』，领选，仍加后将军、丹杨尹。会稽王道子悉以东宫兵配国宝，使领之。
晋武帝司马炎和弟弟齐王司马攸是竞合关系，有竞争有合作，最后是傻子皇帝司马衷上台；孝武帝司马曜和会稽王司马道子也是竞合关系，最后也是傻子皇帝司马德宗上台。冥冥中有气数在焉？
本来依皇帝专制体制的内在规则，皇帝是很难和亲兄弟们在政治上合作共事的，“同室『操』戈”是常态，“兄弟君臣”是变态，原因锐圆哥哥讲过多次，就是帝与王资质太接近了，都是先皇的儿子，窃国的家贼最难防。
宗室王本来一直是防范的重点对象，但是在晋代情形却有大的改变，这主要是大士族太强了，士族共和对皇帝专制不说是挑战起码是削弱，司马曜和司马道子的“兄弟君相”体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东晋以来，先后有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前后主持朝政，领衔政治舞台。这里面，琅邪王氏（王敦王导兄弟为代表）伏笔下得最早，根基也最深，其他几家要么凭事功，要么凭与皇家的姻亲。门第可以为他们的子弟提供更多机会，但要上位也需要本族出几个杰出的人才。
淝水之战以后，谢氏（谢安谢石谢玄）名声威望足足，出将入相把持内外本来是应有之义，但是孝武帝司马曜（时年二十出头）有意振作，便拉了太原王氏抗衡谢氏。谢安等为了家族利益也退避三舍，加之他们叔侄先后死去，也没有发生正面的冲突，及到东晋最后的二三十年，又重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不过此王乃太原王，已非琅邪王。
太原王始于王昶，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王浑，一个是王湛。
王浑这一支在西晋时期非常显赫，王浑的儿子王济是司马炎的女婿，而且他们和北方匈奴关系密切，播『乱』以来，他们这一支就衰落了。东晋的政治基础是东海王司马越打下的，司马越和元帝司马睿都不喜欢勾结匈奴的王浑、王济。
但是大家族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王湛这一支却和东海王司马越建立了关系。王湛的儿子王承追随司马越，做过东海王的内史，及到江左，王承的儿子王述、王述的儿子王坦之，又把太原王氏的家风重振起来了。
和孝武帝司马曜有姻亲、做了国舅的王恭也是太原王氏，他的先祖是王昶的哥哥王默，而王坦之的女儿嫁给了司马道子，王国宝便成了宰相司马道子的大舅哥。兄弟是君相，王恭和王国宝又分别是这兄弟俩的舅哥，亲上加亲，关系上摞关系，权贵们貌似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皇帝司马曜和宰相司马道子不和，王恭便和王国宝不和，利益面前没有兄弟。
司马曜活着的时候，他们的老妈在，有亲娘做和事老，所以司马曜始终没有除去司马道子，一个妈生的亲兄弟，终究没有动刀。这和晋初司马炎、司马攸的情形仿佛，但结果不同。
司马曜把大位传给傻儿子，叔叔司马道子乐见之，朝廷上下也似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当初司马炎立司马衷，还不断有人反对、劝谏，但这次没有了。大家都在各自的包厢里高兴，至于整座大楼要崩塌，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王恭后来螳螂捕蝉，『逼』杀了王国宝，桓玄则黄雀在后，收拾了螳螂王恭，黄雀桓玄高兴了没几天，刘裕这只鹞鹰就来了……司马王朝不论其兴还是其亡，都很难让人尊重。
第68章 东晋朝对称的“清君侧”运动（）
安皇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桓玄求为广州。会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荆州，因其所欲，以玄为督交、广二州军事，广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内地，而西府北带寇戎，不应使愉分督。”朝廷不许。楷怒，遣其子鸿说王恭曰：“尚之兄弟复秉机权，过于国宝，欲假朝威削弱方镇，惩艾前事，为祸不测。今及其谋议未成，宜早图之。”恭以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许之，推恭为盟主，刻期同趣京师。
东晋初期有两次“清君侧”运动，第一次是王敦发起的，针对的是元帝司马睿宠信的刘隗和刁协；第二次是苏峻、祖约发起的，针对的是明帝司马绍的舅哥、成帝司马衍的娘舅庾亮。都是藩镇反对中枢，地方抗拒中央；都是兴师动众大打出手，最后也都是经过一番动『荡』朝廷又控制了局面。
有某种对称『性』，东晋末期也发生过两次“清君侧”，一次是王恭发动，一次是桓玄发动，针对的对象都是执掌中枢的皇族丞相司马道子。
中央和地方博弈，藩镇和中枢争权，这事儿自古有之，而斗争的结果肯定“不是东西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般来说，在中央弱势的情况下，对朝廷“失德”的宽忍度要小一些，因为你一浑蛋，就容易给本来就不服的地方留下口实。
东晋初期的两次清君侧，究其原因，还不能说中央失德，只能说举措失当，刘隗、刁协为强化皇帝集权做事狠了点，同样庾亮在消除藩镇威胁上也『操』之过急，但都给王敦、苏峻这样的地方实力派留下了攻击的理由，尽管这理由很勉强。
在皇帝弱势的情况下，尽管出现了非常“共和”的现象，如皇族与士族的共和，中央和地方的共和，但是这种制约平衡本质上是非常脆弱的。不论前面的王敦、苏峻还是后来的王恭、桓玄，包括中间似反非反的桓温，都没有“地方自治”的诉求，他们都想争取和把持一个更符合自己愿望的朝廷。地方实力派动不动就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贯穿于整个东晋王朝，这个劣质的专制时代为后来提供的历史经验就是：要想天下安定，必须中央集权，地方服从朝廷，全党服从中央。
中央集权的正当『性』在中国就这样被证明为真理，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地方自治就等于地方割据，就等于内战不止。
王恭和司马道子的矛盾，其实是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君相矛盾的继续，只是王恭后来出任方镇，这种矛盾被纳入“朝廷—藩镇”这个框架内了。王恭组织地方势力威胁中央，司马道子为了缓和局势，只好让王国宝『自杀』以谢王恭。一个是皇帝的舅舅，一个是皇帝的叔叔，这两部泥头车对撼，首先牺牲掉的是吨位比较小的王国宝。
王国宝被『逼』『自杀』并没有缓和双方的关系，司马道子一看缓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引宗室司马尚之、司马休之兄弟为心腹，加上还有一个政治上早熟的儿子司马元显，决定排除王恭这个觊觎中枢的对头。
在这个时候，司马尚之出一昏招，让司马道子任命王国宝之兄、桓温女婿王愉（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后）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诸军事，穿『插』在京口王恭和上游殷仲堪中间，用来藩卫建康。江州和豫州这块地盘，本来分别在王凝之和庾楷的手上，王凝之是王羲之之子，王导从孙（琅邪王氏）；庾楷是庾羲之子，庾亮之孙。这一下把几大士族集团共和共享的局面打破了，本来庾楷还和司马道子暗通款曲反对王恭这一派，这样一来，庾楷便掉头倒向王恭。王恭一看团结起来的力量还不小，当仁不让担任盟主，再次约大伙儿到京师喝茶。
东晋初期，晋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父子尚有恢复皇家绝对权威的心思，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北有胡人的军事压迫，自己的政权又是侨居南方，所以不得不依赖士族，“王与马共天下”就是一种历史选择。从元帝公元317年登基即位到现在七八十年过去了，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又分两支），都有主导中枢的风光时期，都与司马家共天下，都有一番兴替，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兴替之余失势之后都没有遭到彻底的清算，都还继续保持存在。桓温想除掉庾氏，但庾氏仍有人典兵方镇；桓氏篡迹昭著，但桓氏势力一直盘踞在长江上游地区。经过几十年几代人在权力场上的『摸』爬滚打，各家各户都明白，家族存续是硬道理，为了家族的利益，该隐就隐，该仕就仕，该翻脸就翻脸，该结亲就结亲，练就了高超的生存术。这种凑合的政治格局居然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