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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亲自执行，金日成那边我会跟他说，你大义灭亲。至于为什么，回来我再告诉你。”
郑州
“苏联是个大国沙文主义的国家，习惯用武力解决分歧，如果盟友不在他的控制之下，甚至会遭到武力打击。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塔吉克，哪个不是杀得血流成河。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名单，有哪个不是斯大林钦定？反对者必遭秘密逮捕永远消失。”名谦在会议桌前坦率的说道。
“所以啊，别说是金日成了，我都想把苏联过来的都枪毙掉。”名谦顿了一下，自觉失语，“对不起，博古同志我不是那意思啊。”
“作为中国的党，首先必须保证中华民族的利益，其次才是世界无产阶级翻身作主。陶德曼说得没错，除非我们甘心交出主权，不然斯大林根本不会放过我们。那就只能斗争，斗争求合作！”
名谦扫了一下，除了中央党校党委书记博古满头冷汗，康生也有点忐忑不安。他们两个都是从苏联回来的。
“这样！”名谦尴尬致歉，“我给同志们写检讨，我们党是讲法制的，不经过最高法院，没有人可以草菅人命，我也不行！”
“苏俄的德行其实也不用德国人说，读过历史都知道，问题是我们不能公开闹翻。”
“要不就说我们已经发货，货款全部收下，既然斯大林可以把那几百架破飞机作价5亿美元，我们没理由不能这么做。”
“我们不是土匪！”孙璇看他们说出这种话，也是有点怒了。
“孙璇同志说得好！”名谦点头道，“我们要发展国际贸易，就必须有信誉，这批黄金用不完的部分，最后还是要还给西班牙，这一点要清楚！就这个理由回复斯大林，要黄金，没门！要我们搞苏联模式也没门！”
“书记，上回你给我们解释苏联模式，我听的不是很明白，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说一遍。”李德胜问道。
听不懂
名谦思考了一下，确实那些经济学理论枯燥乏味，有些同志是听不懂。
苏联模式的建立源于三大运动，即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和大清洗运动。
国家崛起取决于工业化，这一点毋庸置疑。名谦就是大工业的死忠粉。但是搞工业化需要资金和技术，这个难题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自力更生都是必须面对的。苏联刚刚诞生就被十七国干涉，始终处于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工业化资金无法从外部筹措。随着工业化运动展开，大量投资用于重工业，消费品生产不足，无法从农民那里换到粮食，要安排相应的轻工业生产又要占用资金，只能让农民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这样就必须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将全国农业经济纳入计划体系，以便于国家从农民手中得到所需粮食和农产品，于是在1929～1932年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
这个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只提高了国家提取粮食的能力，并没有增加粮食产量，而且把市场消灭了。名谦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证明过，交易不产生价值，但有效分配的资源可以产生更大的价值，那么将资源更有效分配的商人其实也通过劳动创造了价值。
苏共搞集体化实际上是消灭了创造价值的劳动机会，对国民经济有害无益。国家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同时抬高工业品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生活严重扭曲，日常生活物资匮乏，城乡关系、党群关系出现紧张。
怎么办？斯大林同志有办法。
杀！
谁反对就清洗谁。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苏联模式，那是百业皆废，重工独兴。如果在加上一点特权腐败，呵呵事实上，特供制度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苏维埃，因为很多东西根本不是平民能买的到的。进入体制不仅是身份的改变，而是福利待遇的改变，在苏联完蛋的时候90％的人认为苏维埃代表体制内人员的利益，可以说，苏联人用脚投票，把苏共踢下了台。
“苏联模式不能说全错，但是集体农业的问题上是犯了想当然错误的。”名谦开始列出自己的方案，“国家投资轻工业肯定是亏钱的，所以斯大林不愿意投钱，但私人投资一定是赚钱的！”
没错，在生活物资匮乏的时候，只要重工业可以提供轻工业所需的机器，私人一定愿意投资生产，要知道纺织、食品加工是投资最小，赚钱最快的企业。
斯大林知道吗？当然知道，但是如果私人把资金投入到这里面，银行就吸纳不到足够的存款，无法投入到重工业当中。他不希望哪怕一点点资本逃出国家的控制。
“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一部分我们的同志都把马克思经济学念歪了，他们眼中经济学是静态的，却忽略了马克思最基础的定义，生产力会自然的向增长最快的方式发展。这就是私营经济的补充作用。通过征税分享私营经济的利润比限制更能获得资金发展重工业。”
“也就是把原本应该卖给公社的重工业产品卖给私人资本家。”
“没错！”名谦拱拱手，“不过现在我们的技术造出来的自行车确实不太过关。所以啊，我们要有一些喜欢廉价商品的市场。”
高饶恍如大悟：“捉刀人！”
“是的，比钱我们比不过西方，比技术也比不过西方，怎么办呢？只能靠第三世界的市场。要培养一个市场首先要让他们独立，独立战争需要武器，仗打完了需要建设，这需求不就出来了吗？”
“我想我看懂了，就像美国的罗门主义一样，但是我们的工业品竞争不过美国货怎么办？”
名谦点点头：“张路同志说得好。所以啊，优先发展重货，技术含量低，重量大，就不怕洋货竞争，比如说砖头水泥，现在国内还看得到吗？还有化肥，我们能够生产之后，还有进口货吗？只要我们保持价格优势，就可以形成一个由中国主导的经济圈，获取工业化所需的资金。”
“可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把国货卖得太远啊？”
“没有关系，重工业产品和成套设备也是商品，如果缅甸、老挝、柬埔寨通通独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市场，如果他们的衣服增加一寸，我们可以获得多少订单？”
“书记的意思就是，将苏联模式中直接抽取的社会财富，用税收的方式，在他们活跃之后抽取到重工业部门。我的问题是，在旧社会资本家就通过各种手段避税，现有的情况恐怕无法保证抽取的财富超过苏联。”
“是的，所以我委托高饶同志制定了一个新的税改方案，以前的税收沿用旧思维，喜欢‘人头税’，对企业也是如此，按照营业额收税，实际上这样很容易造假，造成偷税漏税。我们换一种思路，收流转税，也就是增值税！”名谦将税改方案分发下去。
增值税的征收方法与旧税制有比较大的区别，由于流通环节的增值比较难以判定，所以增值税是一种链条式的征收模式，依赖政府信用和廉政水平，如果放在旧社会，就是想改也不可能成功。
在民主的氛围下，劳动的基本理清了新中国的发展思路。重工业优先的前提下，允许市场和私有经济的存在，努力发展对外贸易，同时也不忘革命输出，以主导亚洲市场为近期目标，在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配合下，把西方经济赶出亚洲市场。革命的中心工作从武装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
同时，在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劳动党内部再次爆发争论。中国的农业基础比俄国人好，劳动党可以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基础上，允许农民自愿留粮，防止出现饥荒，但粮食收购价格不可能太高，城乡收入差距一定会越来越大。所以，农民最多饿不死，工业化产生的三农问题还是会困扰中国。名谦意识到，李德胜可能是对的，农业问题的出路还是在集体化上，设计一个有效的集体农业方案关系到中国百年国运，这件事情没有人做过，他不敢肯定自己能不能做到，因为到目前为止他都是抄袭着前人的智慧。
好在这个问题暂时不突出，有充足的时间去做实验。
名谦通过一个经济学模型仔细比对两个制度，分田包干不用说了，几千年是这样，解放后也是这样，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形成规模，农民分到了土地，解决了温饱，但还是没办法创造更多的价值。劳动党将亩产从200斤提高到400斤，将来或许可以提高到800斤，但在经济上还是没什么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