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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邵飘萍应上海新闻界之邀回国，以“阿平”等笔名在三家重要报纸执笔，与西南的护国军遥相呼应，对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大张挞伐，对附逆者、观望彷徨者也绝不放过。对故乡浙江态度暧昧的当权者、议员一样如此。4月16日、17日、21日，他接连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敬告浙江倡议诸公》《休矣屈映光》《敢问浙江参议会诸公》等文。17日，受袁氏重用的朱瑞失踪，摧眉折腰事袁氏的政客屈映光掌权。他在文章中指出，国人既不能容袁，浙人又怎么可能容得下屈氏。5月6日、7日、8日，当浙江独立姗姗来迟，他在《时事新报》又发表《浙军之荣誉》《浙局与政客》等多篇文章。
袁世凯倒台不久，7月31日，邵飘萍出任《申报》驻京特派员。离开上海前，他到近3年前被迫匆忙离开的杭州。此后6年他或在北京办报，或亡命日本，未到过杭州，但一直关心着故乡的一切。1920年12月27日，他在《京报》发表《浙人治浙乎？》，1921年6月24日，他在《京报》发表《浙江省宪之悲观》，热切关注家乡的地方自治。那一年，浙江督军卢永祥等各地军阀政客纷纷打出“以省宪定自治”、“废督裁军”等旗号，6月20、23日，他在《京报》发表一组漫谈：“卢永祥自言以两电促浙人自动之制宪。既曰自动，何以有待于促？此之谓‘督促自动’。”“卢永祥硬学得‘自治分权’四字，居然大演其说，又声明前电乃是‘建议’，绝对不是‘独立’，可见卢氏自命还是中央管辖的督军。”他指出，督军所辖的军队是国军还是省军，如果是国军，那么要以全省的财力来养国军吗？或者将卢和军队送还中央，浙江不给军饷？“自治分权之利害虚实全在此点，若此点不先解决，其余文章，且莫谈罢。”
一年后（1922年6月20日），邵飘萍动身南下杭州，离京前夕，正值卢永祥高唱“废督”口号，他与浙江旅京的政客界名流孙宝琦、王正廷、汪大燮、王家襄、钱能训、屈映光、沈瑞麟等人聚会，大家一致赞成“废督”。
6月23日，邵飘萍回到阔别6年的杭州，当天《申报》以《邵飘萍由京返浙》为题作了报道。此行他除了采访、了解浙江局势，还有在杭州设立《京报》分馆的计划。此时离他手创《京报》已有4年，正处于新闻事业的颠峰。当天上午，他与浙江省省长沈叔詹会谈，第二天与宪兵司令马懋勋、警务处长夏定候、稽查处处长吴玉璞以及省议会议长、副议长会谈，并与“废督”后就任“军事善后督办”的浙江头号人物卢永祥会谈。会谈之间，他耿耿于怀的是——“于保持安宁秩序方针之下，仍须渐进以应世界之『潮』流。”邵飘萍认为，国人对政治本来没有多大兴味，“惟社会经济亦在与政治有关，且如各派暗争以及调兵遣将预备私斗之消息，最足使国民寝食不安，故日内江浙人民奔走呼号，为弭兵之运动。”他们之所以关切时局，因为这与生活息息相关。6月29日，他在《浙事现状与东南局势之前途》文中报道：“愚以东南时局及浙省本乡治安前途之关系，应向各方面探询意见，报告读者，并以供『政府』与夫政局中号称实力派者之参考。”7月2日、5日，他又在《京报》发表《浙江善后期中之东南要讯》《浙军队工人化之可能与乐观》。
此次回杭，邵飘萍对杭州的市政、交通等多有肯定，但对“土娼之多”“彩票之多”，他认为是“浙省文明中之罪恶”，彩票“更属可惊”，“其吸收劳动男女一角二角小洋之方法，可谓水银灌地无孔不入，恶毒甚于洪水猛兽。”邵飘萍当面向浙江省长“力陈其害，宜速禁止”，表示“此事从社会方面观察，其重要不亚于废督裁兵”。杭州之行，令他不无欣喜的是与老友杭辛斋有过一番小聚。尽管行『色』匆匆，他还是冒雨去了西湖，见岳王坟焕然一新，湖滨旅舍林立，他在文章中还提到西湖积泥多草，急须疏浚，当时湖中养了数万食草鱼。
邵飘萍结束南行、返回北京后，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理颜惠庆即约请他畅谈南行观感，他将谈话内容刊登在《京报》上，说这次南归，“纯系个人私事，非如政客之有所活动”。1922年6月之后，邵飘萍再也没有到过杭州，但他的目光仍不时关注着故乡土地上的哀乐忧患，《京报》上也有他亲自执笔的文章，1924年12月16日有《浙江之事如何》，1925年2月4日、5日有《江浙人民与善后会议》《我以浙人评浙孙勘电》等文。无疑，他也有和常人一样的乡土情结。作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报人之一，他的目光从来也没有为地域所限，即使在杭州办报时，他关注的仍是整个国家的命运，新生的共和制度是否能名副其实。到《京报》时代他的关怀重点不但是中国的内政，而且对外交、国际事务、各种世界思『潮』都有极大的兴趣。一代报人，视野之开阔，对新闻事业的诚挚，职业水准的精湛，完全可以与国际上同时的第一流报人相媲美。胡适在日记中如此赞许：“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现在北京日报界中没有他的敌手。”
邵飘萍常说自己什么嗜好也没有，只对新闻有非常趣味，愿意终生从事这个事业。1926年4月26日凌晨，他以身殉报，在北京天桥，被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军阀下令杀害，罪名是“勾结赤俄，宣传赤化”。
第38章 登临吴山——邵飘萍的不归路 （3）（）
有人说他被害前是秘密『共产』党员，有罗章龙晚年的证明。但他本人在《京报三年之回顾》中说：“愚个人既素无党派关系，更不欲以特殊势力为报纸之后盾。根基薄弱，而言论尚较自由。盖《京报》创刊之志趣，非有政治之目的，惟以愚个人既乐从事于新闻之业，欲以《京报》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1924年11月12日，他在《京报》发表的《以修正宪法解决时局》也说：“此十三年中，无论何党何派之首领及其重要分子皆曾与为平等友谊之周旋。因在今日我国情形之下，新闻记者一旦加入党派之中，每足以致职务上行动之不活泼，故至今未与何党何派成立如何深切之关系。且自始立志欲以新闻记者终其身，故亦绝对未就『政府』机关之何种官吏。”（转引自散木《『乱』世飘萍》，448页）他最后公开发表的绝笔《飘萍启事》声明：“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将来不敢预定），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时至今日，凡有怨仇，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
从朋友、亲人的回忆来看，他并未参加过党派。老朋友包天笑说：“邵飘萍最初就是一个喜欢搞政治的人，但他从来不与我谈及政治。他有他的许多朋友，可是什么团体，都未见他加入。”“他虽然不是『共产』党而与『共产』党联络的，时人称之‘亲共’，这也难于否认。因为飘萍当时交游既广泛，思想又激进，不知不觉的他们就目为‘同路人’了。”新闻史家方汉奇在《邵飘萍是『共产』党员》文中说：“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也不认为他是『共产』党员”，“1982年4月我去访问她的时候，曾经郑重地和她探讨这个问题，她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不是！”老报人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认定：“邵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只因敢于揭『露』军阀的罪恶，便被套上一顶红帽子而死于非命。”
邵飘萍对新闻的见解也可以从侧面印证。他在《新闻学总论》中提出新闻事业负有指导教育（包括『政府』）的责任，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具有特殊『性』质，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信仰上要独立，组织上、经济上都要独立，才能不受政治势力、经济势力的控制，如果说报馆有股东，“社会中人人皆属股东”，应以“社会中大多数人为后盾，不啻皆实际缴纳资本之股东也”。他认为记者是独立的“无冕之王”，应该“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保持“第三者”的地位，客观的态度，“决不从事于实际的何种运动”。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独立创办《京报》，秉持的就是这些理念。
1919年8月，离“五四”运动不久，《京报》因为屡屡发表新闻、评论，揭穿当权的安福系对日借款等“祸国阴谋”而遭查封。包天笑回忆，邵飘萍曾亲口对他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