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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除了办学，还致力于推动数学的教学和研究，教科书的建设。他在《近世初等代数学》（与吴在渊合著）序言中说：“自立之道奈何？第一宜讲演，第二宜翻译，第三宜编纂，第四宜著述。”大同学院创立不久，他就成立“大同学院丛书丛刊”编辑部，编辑成员包括胡氏三兄弟和朱香晚、吴在渊等14人，大同所用教材和参考用书，大都由他们自己编写。胡敦复与夫人华桂馨（早期留美生）最早合编了初中算术教科书，之后与吴在渊合编了《算术》一册（1922年）、《几何》二册（1923年）、高中《几何学》一册（1925年），都由中华书局出版。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与荣方舟合编的《平面几何学》、《立体几何学》，他与范会国、顾澄合译的《积分方程式之导引》，作为“大学丛书”之一。
此外，他独立编写了《新中学几何学》等，对于我国早期的大学、中学的数学教材建设都有开拓意义。1918年，“中国科学社”等科学团体发起科学名词审查会，他作为特邀专家，参加数学名词的审定。1932年，国立编译馆创立，他被教育部聘为数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1935年，他主持了数学名词的最后审定工作。同年，他与熊庆来等发起成立中国数学会，当选为中国数学会董事会『主席』。1936年，他主持在北平举行第二次年会，决定1937年在杭州举行第三次年会，因抗战爆发被迫取消，但他仍在上海坚持出版《数学杂志》《中国数学会学报》，想方设法开展数学会的活动。
1921年9月1日，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说：“现今的时势，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东西作标准仪，是拿人民智识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的完否作测量器的。要增进人民的智识和一切生活的程度，唯有注重科学教育。”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也是包括胡氏三兄弟在内的科学社社友的共同见解。1924年7月1日，《申报》发表部分“中国科学社”社员关于美国退还赔款用途的意见书，他们认为这些款项应用于学术上最根本最重要的事业，使教育文化能有永久独立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于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研究，我国最缺乏的就是科学研究，胡氏三兄弟、竺可桢、任鸿隽、杨杏佛等人都在上面签了名。
主要参考书目：
1。张友余《胡敦复》、张祖贵《胡明复》、解俊明《胡刚复》，《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2、4、6卷，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
2。任鸿隽著，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浙江大学简史》第一、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朱馥生，《敝帚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
6。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2005年5月1日来信。
报纸是近代的产物，自《申报》《循环日报》在上海、香港诞生以来，报刊就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角『色』，《申报》问世是1872年，到1912年转入史量才手里。《大公报》初创于1902年，1926年之后在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手里进一步发扬光大。汪康年、梁启超1897年办《时务报》，陈独秀1915年办《青年》（《新青年》），储安平1946年办《观察》周刊，包括胡适们自办的每一个杂志，不同的时代虽有不同的趋向，但他们言论报国的情怀是相通的。
1926年被军阀张作霖们杀害的邵飘萍，1911年在杭州踏上“新闻报国”路，1918年自办《京报》，他的一生虽短，却有声有『色』，谱写了百年言论史上的华彩乐章。在他被军阀公开枪杀8年后，《申报》老板史量才在杭州到上海的路上横遭国民党军统特工有预谋、有组织的暗算。辛亥革命之际在上海《天铎报》崭『露』头角、1927年前在上海主持《商报》笔政的陈布雷告别心爱的报纸，以蒋介石的幕僚而终，在1948年冬天选择『自杀』，归葬于杭州。
一位朋友在午夜梦回之际阅读百年言论史，想起的却是当代诗人北岛的句子：
“路啊路，飘满了红罂粟。”
他知道那不是罂粟，而是血。其中有邵飘萍的热血，史量才的热血，也有陈布雷熬干的心血。吴宓的那句诗真是好，“终信文章胜甲兵”，尽管子弹可以轻而易举地洞穿血肉之躯，但它击不碎死者和后死者的“文章报国”之志。陈布雷后半生一直为自己未能尽始尽终坚持在报人的位置上而感叹、后悔、遗憾。
第36章 登临吴山——邵飘萍的不归路 （1）（）
民国元年春节，前所未有的共和新国出现在地平线上，青年邵飘萍登临杭州吴山，“左盼钱江，右顾西湖，一如美人绰约，一如英雄叱咤，可望不可即。”所见所闻更让他百感交集，感到可佩，可敬，可爱，可喜，又可哭，可怜：
可佩的是“国民协济会”的宣讲团，在自己家吃饱了饭，往吴山各处宣讲，“讲的都是共和国最要紧的知识”。听者如堵，几乎把变戏法和西洋镜的生意都夺了过来。
可敬的是“女子策进社”社员的热心，大年初一也到吴山来分发孙中山的演说稿，她们明白多分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知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和政治的阻力就少了一分。
可爱的是“国民协济会”宣讲员张摩诃通慧和尚带来的惠田孤儿院一班学生，他们组织“学生负贩团”，以改良商人的不良习惯、提倡国货为宗旨。那班少年学生个个踊跃活泼，对人恭敬有礼。
当然最可喜的是——“革命一革，把那班大人的绿呢大棺材，同太太、跟班的马弁，都不敢来污辱我吴山。上山觉得便了许多。”
可哭的是几个似士兵非士兵的士兵，不文不武，不死不活，口中都含了讨厌的香烟，在那里同卖香烟的贫苦儿为难。
可怜的是吴山上的乞丐，有无手的，无脚的，有手脚、眼睛都无的，其褴褛之衣、憔悴之容与游人中的粉白樱红湖绉，恰好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时的吴山是杭州的一个中心，远比现在热闹，繁华不在西湖之下。飘萍的这则随笔发表在《汉民日报》1912年2月23日，活生生地画出了新旧交替之时的杭州，特别是其中传达出的那种新气象，让我们在近百年后依然有身临其境之感。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作为一个报人，邵飘萍（那时叫邵振青）最值得我们肯定的就是他敏锐的洞察力，这一点，他初登新闻舞台就显示出来了。1911年12月18日，他在杭州《汉民日报》驳斥严复所谓“人民程度未至，不适于共和”的国情论。1912年1月19日，他在时评中说：
袁氏『奸』人，多诡计，苟闻其能使清帝退位，即信其赞同乎民军，而北上之师缓不进发，且欲认专制魔王为吾国总统，则袁氏将挥北方残虐无理之贼兵，实行以暴易暴之举动。此时共和安在？民国安在？革命成功安在？
1月22日，他的时评说得更直接——“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到2月24日，大局已定，他说：“昔之病袁，非有仇于袁之个人也，为大局也，袁能顾大局，自可受人民之委任以为总统，然苟袁氏今后之举动有稍负人民之委任者，则振青仍当以秃笔诛之，非谓一为总统即神圣不可侵犯也。”
新生的民国舞台上，到处都是让他愤怒和不平的烂事。但他决心以报为媒，不断地报道事实真相，将假共和变为真共和。从西子湖头出发，他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邵飘萍（1886—1926）生于浙江东阳，在杭州前后只生活了5年多，但这几年对他的一生来说是关键的。正是在杭州求学的3年，他确立了新闻报国的志向，在《汉民日报》的2年，则是他在新闻舞台上最初的演练。
1906年，他在金华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梁启超的文章曾让他如痴如醉，他对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入学不久就开始为上海的报馆做“访事员”（通讯员），常写些杭州或金华的通讯稿。他的浙高同学中后来从事新闻事业有成的还有陈布雷、邵元冲，但只有他一人以新闻事业终一生并以身相殉，其他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