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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7、1908到1915、1917年，前后10年，浙江兴业银行分四次将股款收齐。）1907年5月27日，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保佑坊惠民巷口挂牌试营业，10月获得全部批文、执照，并获得钞票发行权。最初发行的面额有1元和5元的。
在当月举行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蒋海筹以大股东身份当选为三董事之一，第一任总司理为胡藻青。从筹办兴业银行到1908年在汉口、上海开设分行，蒋抑卮无不躬身参与，成为掌握实权的人物之一。从1909年起（也有说1908年），他接替父亲为兴业银行董事。蒋家是最大的股东，一般职员都称他为“蒋老板”，他也将兴业看作自家的帐房。但他与胡藻青、叶揆初、项兰生等同事合作得很好，他们处事严谨，以道德学问相砥砺，银行里形成了一种勤俭作风，纪律俨然。他本人算盘极为精明，对业务抓得很紧。这是第一代银行家在筚路蓝缕创建中国近代金融业时作出的表率。
兴业银行从创办之时就确立了稳健的作风，存、放款都很注重自身信誉，要求准备充分，恪守宁可不放、不可滥放的原则，除了为铁路公司提供服务，主要放款对象为浙江的丝绸纺织业，对民族工业的支持从来不遗余力。
三挤兑风『潮』
1911年10月11日上午，蒋抑卮在上海得到电报总局的消息：“湖北民军于昨夜12点半在武昌起义，总督瑞澂不知下落。”汉口分行已处于革命旋涡的中心，他马上电询杭州总行，汉口分行资产负债的准确情况，邀请在上海的董事讨论救济之策。当时杭州、上海、汉口三行的资产负债相抵之后，还须准备135万银圆的现款才能应急。救汉口分行就是救整个兴业银行。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先运10万现银去汉口。不料12日夜汉口、汉阳大火，人心浮动，次日汉口各银行、钱庄相继停业，浙兴分行也暂时休业。消息传到杭州变成了“汉口兴业银行倒闭”。
本来汉口告急，杭州就惊慌，谣言更是长了翅膀，迅速扩散，杭州的储户顿时起了恐慌，兑钞提存，纷至沓来。其时，杭州总行发行钞票约60万元，活期存款50万元，各种票据30万元，而库存的现银仅30多万，上海银行就近调去10万现银救急，并急电将存放在同业中的存款全数取回，不计损失。蒋抑卮让他父亲将家中存银，用担子挑到银行去，有意招摇过市，以求达到安定人心的效果。然而收效几无，仅10月14、15日这两天中，杭州总行兑出现银达70多万，库银为之一空，多方求援，得陈叔通、项兰生等帮助，从大清银行杭州分行、两浙盐运使署借得巨款35万元。到10月18日，几乎已将发行的钞票、活期存款全数兑尽，剩下的只是浙江铁路公司的票据。好在营业一天没有停过，兴业创业以来第一场惊心动魄的挤兑风『潮』终于过去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汉口商民东下上海，手持汉口分行的兴业钞票，要求上海分行兑现，为顾全信用，不能不兑，资产负债之数相低，缺额近85万元，虽经多方筹措，还是相距甚远。其时，一方面湖南已响应独立，一方面清廷大军南下，前途尚不明朗，上海人心惶惶，金融界尤其如此。信成银行以及另一家银行希望兴业上海分行和它们一同关门，“暂行休业”，蒋抑卮独持异议，表示“必须维持营业，取信于市”。事实上，这一天，他们的库存现银只剩下3万多元了。巡捕房主动来问是否开业，如仍开业，他们可以派巡捕来维持秩序，他毅然决定继续营业，先拿出私产应急，然后到处奔走筹款，结果竟借到巨款。
11月5日，杭州光复，汤寿潜被推为都督，蒋抑卮向汤求援，正好攻打南京的江浙联军要用银元发饷，汤下令全数交给兴业杭州总行运到上海，银子一到，挤兑人『潮』就散去大半，辛亥革命之际兴业面临的挤兑风『潮』彻底平息。自武昌起事以来，他每天早晨六七点就到银行，直到深夜12点将当天情况、筹款计划和各方面军事消息报告给杭州总行总理沈新三，然后回家休息，连续二十几天，天天如此，至此他才松了口气。
第29章 “拨伊铜钱”：一代银行家蒋抑卮 （2）（）
在时代转型的风浪中，票号全军覆没，不少钱庄、银行也从此倒闭，如上海的信成银行、大通银行等，“暂行休业”不料成了永久休业。以“拨伊铜钱”为口头禅的蒋抑卮，似乎是个天生的银行家，他掌舵的兴业银行之所以应变不『乱』，在变幻莫测的风暴中顺利地挺了过来，有惊无险，靠的就是他的不避风险、运筹奔走。他从此信誉鹊起，受到金融同行的推重，百姓的信任，但他从不居功，而是称道“浙总行总理沈新三、沪行总理樊时勋诸先生的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擘画于室，奔走于外，而汤寿潜先生调三库之银，全力支持，更是机缘巧合，难得之极”。1940年冬天，事隔数十年，叶揆初在蒋抑卮的追悼会上说：“苟非抑卮先生之毅力热忱，漫天大风大浪，最险之日，安得善渡，本行亦当无复有今日之盛也。”
四“韬光宪法”
辛亥革命后，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是当地第一家复业的商业银行，蒋抑卮为此不惜拿出私产低押，信誉得以确立。当年股东会上，他作了关于应对辛亥事变的报告，并指出清朝垮台，清商律已废，原有的银行章程已不适应。同时，由于杭州、上海、汉口三行分立，各自为政，权力分散的弊端在辛亥风浪中暴『露』无遗，人事、经营的关系复杂，整个体制、结构要做适当的调整，也就是需要重新立法，以制度来保障辛苦创立的金融事业继续运转和发展。当时北京有汇兑处，许多浙江籍的京官和『妓』女经常有款项汇往浙、沪等地，所以蒋认为必须有一个总的领导机构。大家公推蒋抑卮执笔，并广泛征集股东的意见。这个酝酿过程就有好几年。
1915年，蒋抑卮在杭州灵隐寺后面的韬光寺闭门7天，与叶揆初、项兰生、沈新三等草拟银行章程，8月在股东常会上逐条讨论通过，被同人戏称为“韬光宪法”。章程规定，以上海为本行，杭州、天津、汉口、北京为支行，股东大会选7人组成董事会，三年一任，可连选连任，董事会实行总办事处制，举3人为办事董事，3人中再举一人为董事长，负责对外，并掌握全行重大事务的裁决权，总办事处设书记长一人，下设各部。蒋抑卮被选为三个办事董事之一，在他的提议下，与北洋『政府』声气相通、在财经方面有地位的叶揆初（1874—1949，原浙路公司清算处主任）被推举为董事长。此后，几经变化，他们的常务董事、董事长之职一直没有变化，他们精诚合作，积极改革，在大江南北各重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着力扶植民族工商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老银行家孔绶蘅晚年在香港回忆，他1918年在上海看到的兴业银行，重心在董事会，“而重大的发号施政在蒋家，即蒋抑卮先生。”
1914年，铁路公司收归国有后，将所有的银行股份4453股出让，委托律师登报投标竞买，因蒋抑卮出价最高，全部为他所认购，加上创行时蒋家原有的1000股，共达到5453股，蒋家持有兴业全部股份的54。43％，超过12，成为最大的股东。但他一直维持叶揆初的董事长地位，他认为叶为人耿直、胸怀开阔，目光远大，而且学问、阅历、声望、财政经验都在自己之上，由其主持兴业，是兴业之幸。
袁世凯称帝时，挪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存款，导致国库空虚。洪宪帝制失败，京、津、沪等地发生挤兑，1916年5月12日段祺瑞下令停止兑现、存款止付，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当天，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公权为此与叶揆初、蒋抑卮、陈光甫、李馥孙等金融巨子紧急磋商，是否执行这一『乱』命。“南三行”都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商股股东，有唇齿关系，当然不赞成自毁信用。蒋抑卮认为不能执行这样的『乱』命，率先表示兴业可以部分资产向外商银行和一般钱庄抵押筹款，予以支持。在兴业和其他商业银行支持下，“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迅速成立，抬出张謇为会长，联合会出面请律师接管上海的中国银行，再由律师聘宋汉章、张公权继续营业。银行照常开门，虽然最初几天挤兑人流如『潮』水一般，但到19日风『潮』就已平息。此举对于维持金融信誉，稳定全国金融市场起了重大作用，赢得一片赞誉。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