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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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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6日,他在上海忆及杭州的日子,写诗一首,记下了游玩花坞、西溪路上看到的“竹叶青”(靛青花)之美。当月19日,他在离开2周后又重回杭州,住在里西湖边上的新新旅馆,尽情地玩了半个月,『荡』舟湖中,爬葛岭,登初阳台,吃“楼外楼”,重游西溪,看西湖日出,到湖心亭看月,枕在徐志摩身上唱诗高谈。他说,湖上,自己最爱的是平湖秋月,湖边最爱的是葛岭。10月30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之后的二十几年中,他有很多重来杭州的机会,直到1948年10月20日,他最后一次来杭州,到浙大演讲,这才是真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来去匆匆,他竟没有为永别而感慨一番。

    胡适在西子湖畔留下的身影、声音已如晨雾暮霭般远去,但他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播撒的种子,如同他喜欢的《圣经》中的这句话: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胡适其人,历史将留下怎样的一段空白,将会有怎样的一种遗憾。胡适生前温文尔雅,即使是批评北洋军阀、国民党当局的尖锐言论,也不是怒目金刚式的,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生平教书、演讲、做学术、写时评、钻故纸堆,但他留下的影响在20世纪却只有少数几人可以与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举国上下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王若水等纷纷『操』笔上阵,批胡文章漫天飞舞。有记者在美国访问胡适本人:“你对这个批判运动怎么看?为什么中国大陆把你定为反动思想?你这个敌对思想是什么思想?”胡适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就反对独断,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些话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导的新思『潮』,他曾经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释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写《一师毒案感言》中说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

    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说自己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个私人场合,钱昌照当面问胡适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这样回答:“『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1949年,钱到北京,曾把这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

    这些对话记在《钱昌照回忆录》当中。

    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响,其实『毛』泽东也很清楚胡适不是一无是处。唐彛凇洞禾斓幕衬睢分谢匾洌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页)

    用不着等到21世纪,胡适的形象就开始恢复,“胡学”也渐成显学,李慎之生前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

    胡适常常感叹自己书生的“天真”。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我常望胡适能够像他30年前一样,成功卓越地领导一场在自由与民主基础上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也表示,战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回归到与他相宜的学术领域,对此他后悔莫及。”时间已经不等胡适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但他播下的那些小小的种子没有在大地上灭绝,春风吹过,又会复活。

    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回首,胡适还微笑着,站在历史中。

    一养病烟霞洞

    胡适第一次来杭州是在1907年3月,他和中国公学的全体同学到西湖旅行,写过一首《西湖钱王祠》:“步出涌金门,买舟钱祠去。潋滟西湖水,惨淡前朝树。江『潮』尚依然,盛业归何处?”发表在1908年6月9日的《竞业旬报》上。多年以后,他在《四十自述》中还为自己当时全不懂“诗韵”,只依故乡安徽的方言顺口而写不无惭愧。

    1922年底,胡适身体不太好,北京的政治气候也很坏,包括丁文江等朋友在内,都劝他到南方休息一些日子,银行家徐新六还帮他借了西湖金沙港一个吴姓的庄园。1923年4月21日,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北京,暂时告别北大的讲台和他自办的《努力周报》。4月29日夜,他从上海抵达杭州,住在开窗即是西湖的新新旅馆,一直住到5月3日,期间任鸿隽夫『妇』、朱经农来杭州,也都是住在新新旅馆,杨杏佛、唐擘黄等来,住在环湖,他在西湖游玩时,还加上他表妹曹珮声、诗人汪静之等。有两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杨杏佛曾送他一首《西湖纪痛》诗。他自己在5月3日写的一首白话诗《西湖》(发表他自己办的《努力周报》)中有这样几句: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得更利害了!

    ……

    我没有气力去爬山,

    只能天天在小船上『荡』来『荡』去,

    静瞧那湖山诸峰从容地移前退后。

    也就是这一天,他的脚痛稍好,感到走路不很吃力,动身去了上海。6月8日,他再次来到杭州,下榻在新新旅馆,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也在,还有晚清杭州知府林启的儿女。那天是个阵雨天气,午饭后,雨停了,他们一行坐船出游,到过三潭印月等处,天又下起了雨,只好回到旅馆,和高梦旦聊天。等雨停了,他们一起到“楼外楼”吃晚饭。15日,他与蔡元培、高梦旦一行游了龙井、九溪等处,在烟霞洞吃午饭,那里的风景竟打动了他的心,他说:“我爱其地风景很好,房屋也清洁,有久住之意。”蔡、高两位前辈于是力劝他在烟霞洞避暑,此时北京军警罢岗,时局『乱』哄哄的,他也不愿回去。5天后,蔡元培去了故乡绍兴,他再次到烟霞洞,定下移居的日期,高梦旦已与管洞的居士金复三商定价钱。22日,他先让侄儿把行李搬上山,23日蔡元培回杭州,在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们拟定了蔡先生与军阀『政府』不合作主义的几个宣言。24日,蔡前往上海,他搬上烟霞洞来,从此一住三个多月,烟霞洞成为他一生中难得清闲的一段休息时间,可惜他的《山中日记》是从9月9日开始的,6月9日起有三个月的空缺,没有留下记录,好在还有《山中杂记》《我的年谱(1923)》可以稍微补充。

    6月24日,胡适移居烟霞洞的当天就和同来的客人上了南高峰,登顶俯瞰西湖全景,还能远远地看见钱塘江,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望见海,他认为西湖的风景以此最为壮美。当时,他正患着严重的痔疮,出脓、出血、肿痛,但山中的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7月29日早晨,他曾和任伯济、曹表妹爬南高峰看日出,两天后写了白话诗《南高峰看日出》。9月11日,“桂花开了,秋风吹来,到处都是香气。窗外栏杆下有一株小桂树,花开得很繁盛。昨天今天的早上,门外摆摊的老头子折了两大枝成球的桂花来,我们『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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