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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抑卮、陈光甫出现了，金融业就有了传统。
还是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没有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近代文明，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考察了少年期的美国之后对此感触尤深。人类的有限『性』注定了我们的生活本身才是目标，如何让大地上的众生过得更体面、更自信、更自由、更有尊严一些，是近代文明的首要追求，这也是与古代的重大差异。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不是反过来人为物役，这是近代的发现，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最基本的两个发现，就是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正是自文艺复兴开始，文明的航船向近代起锚了。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一，就是人类更加关心自身处境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在物质层面，也在精神层面，关心每个人对生活的不同梦想，当然这需要制度『性』的保障。近代文明的内涵之二，社会要拥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建立在独立个体基础上的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长期以来先辈们依赖的血缘、家族、宗族纽带让位于契约、权利形成的规范，这个社会才会出现更多的可能『性』，合乎人『性』本身的多元变化。这样的内涵还有很多。从古代进入近代，不是单纯的时间演化，而是文明形态的转换，一个以个人为主体的文明社会渐渐浮出历史的水平面。
由胜利者单独书写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它很容易忽略胜利以外的东西，无视其他人和事的存在。没有悲壮的失败者，没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普通人，没有那些怀抱灼热理想、贴着地面行事的人们，这样的历史至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一部只有拿破仑、希特勒，没有贝多芬、莎士比亚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托尔斯泰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止是几百年一遇的个别大人物的历史，他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揭示了这样一点，在拿破仑、亚历山大、库图佐夫他们之外，那些参加战争、焚烧莫斯科、发明游击战的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们往往被忽略，而他们恰恰都是极其重要的。《世界史纲》以专门章节介绍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家，何兆武先生盛赞韦尔斯的历史眼光——“难道像贝多芬这样光辉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地位竟然比不上同时代的塔勒兰（法国外交部长）和卡斯勒累（英国外交部长）之流的政客们的地位吗？”我很喜欢这句话。
这就牵涉到历史的坐标系问题，如果以文明为轴心，以人为本位，而不是以成王败寇为准绳，这一切乃是不言而喻的。在这样的天平上，王侯将相、盖世枭雄、达官贵人的分量远不如一个有良知、有创造力的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实业家，占据优势资源的强者和无权无势的弱者，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公平可言，在历史天平上应该可以找到公平。
第2章 前言 增量历史观：重读百年中国史 （2）（）
以往的历史书中充满了宏大叙事，我们只能看到血肉横飞的战争、你死我活的权争，一切都以权力宝座、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史书的版面总是慷慨地提供给英明神武、能以超级暴力击败所有对手的几个人身上，关注军阀也只是关注他的武力大小，似乎他们在创造历史。一部中国近代史好像就是打打杀杀，主导历史的人物总是军阀、枭雄、造反者，也就是拿枪的人，他们被当成了绝对的主角。拉长历史的镜头，从长程来看，他们的厮杀、权谋，他们的翻手云、覆手雨，王朝的更迭，流血和不流血的政变，铺天盖地的大规模风暴，“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壮阔战场，一浪接一浪的动『荡』，张献忠式的无情杀戮、“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南京大屠杀……这一切固然都要载入史册，但这些历史记录，作为事实发生了，这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汇合，是历史三峡中的急流险滩，更多的只是提供历史的背景。这些历史本身并没有意义。
反对历史主义或者说历史决定论的波普尔反复阐明历史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当然他同时也指出，“尽管历史没有目的，但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的赋予其上；而且，尽管历史没有意义，但我们能够给予它以意义。”换言之，正因为历史没有意义，所以才需要我们赋予它意义。他说，自古以来，只有英雄、“主角”有资格进入历史教科书，“而无数的、和那些少数人一样有价值的人，总是被历史遗忘，或许他们才更有价值。”
放在文明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以胜败论英雄者，以暴力和计谋受到欢呼和膜拜者，给历史提供的往往是负数，而不是增量。我更关注那些真正推动了文明进步和社会转型的开创『性』人物，他们散布在各个领域，未必是强势者，但他们的出现是为历史做加法，不是做减法的，他们才是历史的增量。我把这一思考称为“历史的增量观”。
在这一尺度下，谁是历史的主角？光是说人民，太抽象了，人民毕竟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我相信，真正的主角是那些默默耕耘、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如果说王朝的兴衰、战争的胜负、权力的消长进退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那么在大地上不倦耕耘、种瓜种豆的人，相对而言，他们能收获什么，有着更大的确定『性』和必然『性』，他们能在更大程度上把握自己，尽管大的历史环境影响着他们，甚至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包括虐杀他们的生命，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面对自己的生活时，更为从容而镇定，他们所耿耿于怀的不再是水泊梁山的交椅，也不是指向金銮宝殿，他们是创造文明、推动文明的基本力量。一句话，他们是有思想的芦苇，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思想获得人生的意义。
他们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知其可为而为之，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们做的是播种的工作。在近代中国转型期，他们在多个层面付诸了实践，政治制度层面，从维新变法梦到君主立宪梦，再到宪政民主梦，一个接一个的梦都破灭了。思想精神层面，他们引进不同的思『潮』、学说、主义，在千年不变的儒、道、法等话语之外，他们引入了陌生的新因子，尝试和实践，喜悦和欢欣，失败和无奈萦回至今，烟云不散，是金子最终还是会发光的。在社会、经济层面，他们拓展出了教育、科学、出版、新闻、实业、金融、企业等一个个全新的领域，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实绩。这些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之间相互交叉、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古代向近代的转型，不光是一种制度的转换，而且是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转变，千年不动的以农村、农业为基础的旧有社会结构，开始转向以城市、工商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结构，这中间带来的变化、痛苦都是古人难以想象的，转型的艰难更是无法预言的，据说能预知王朝兴衰循环、刀兵浩劫的“推背图”、“烧饼歌”正在失灵。
1841年，杭州这方水土养育的一代才人龚自珍猝然离世，他生前已呼吸领会到旧文明的衰亡气息，直接提出了“衰世”的概念。
1949年，“时间开始了”，生在杭州、长在杭州的燕京大学创始人司徒雷登黯然告别他热爱的中国。
西湖真是浓缩了一部激『荡』的百年史，我很想把这本书叫做“西湖版”百年中国史，就是试图以西湖为平台，围绕着西湖边走过的、与西湖有关的人事重新认识这段风雨苍黄的历史，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正处于摆脱“衰世”的进程中，怀抱各种梦想，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播种的民族精英们，他们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文明转型，使老中国早日步出“衰世”，迈入一个“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文明时代。他们做的一切，无论成败都已在西湖边定格，他们身后的墓址、故居和一切文字都已成为百年见证。湖山虽好，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先人的足迹、眼泪和欢笑，他们的热血、智慧和辛劳，那也不过是我们闲来休憩之所，不会有兴亡之慨，不会有物是人非之叹。
西子湖头，曾来过多少权倾一时的公侯，叱咤风云的军阀，从卢永祥到孙传芳，从张静江到蒋介石，还有类似杜月笙、王晓籁等流氓大亨都曾在西湖边圈地建别墅，南山路到北山路到处是摩肩接踵的别墅，“澄庐”、“静逸别墅”、“青白山居”、“九芝小筑”……我更有兴趣的不是这些人，在文明史的视野中，在增量历史观下，我注视的是生前并无显赫权势的龚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