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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我无冀望之心，载酒游江亦诚乐事，惟责任内阁实应时势之必要，未便变其主张也。”
对宋教仁而言，权位金钱不能『淫』，政见则不可牺牲，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总长、总理的位置，而是政见能否得到实施。当初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临时参议院中有人反对，宋教仁没当成内政总长，只做了法制局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回答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说白了，他的从政实在是因为怀有一种责任心，建设这个生养他的祖国的责任心，这不是做官、抓权者所能理解的。阳光人物在一片缺乏阳光制度、阳光规则的土地上，注定了被黑暗的力量吞噬，这也是宋教仁的热血给予历史的启示。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挚友于右任于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们柔媚的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鹜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登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登临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记住了这一时刻：1913年3月20日，3天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从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和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悲痛，包括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小学生都在班上传观他被刺的照片印本。当时只有11岁，在常州冠英高等小学读书的程沧波回忆，国文教员给他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就是《祭宋渔父先生》。多年以后他还觉得老师真荒唐，怎么叫小学生作祭文，他根本无法体会老师那一刻内心的怆痛。
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流连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后称《讨袁宣言》）。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之喜欢苏曼殊，先是这位“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诗句，以后看到他那些感怀身世的小说，在新旧文学的交汇点上，他哀怨动人的伤感文字，他悲剧的故事，无疑吸引并影响了年轻的一代。我把他的诗和小说都看成农业文明走向衰落时的挽歌，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如画，也不是革命的高歌猛进、慷慨激昂，他的调子常常是忧郁的，仿佛有着无尽的惆怅，以后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能找到一点苏曼殊的影子。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苏曼殊在文学史上、乃至辛亥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富有个『性』的痕迹。
1898年，苏曼殊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求学，先后进过横滨的大同学校、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过着清苦生活。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不点灯。在日本，他参加过“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踏上了反清革命的路。为此他不惜与资助自己的表兄闹翻。1903年9月，他回到上海，写信给表兄，表示“今日黄浦投江死”，实际上是与表兄决裂。此时正是“苏报案”发不久，他在苏州吴中公学教书，给章士钊等人办的《国民日日报》写稿，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成为最早将雨果作品译成中文的中国人。他一直有两面，一面是“芒鞋破钵何处去”的自我流放的心态，一面又敢于反抗社会黑暗、向强权说不，留下了“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的诗句。他不断地流浪、自伤，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出路，与他同时代的好友陈独秀、冯自由、柳亚子他们不同。当苏曼殊死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已大放异彩，其本人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举国青年的偶像。
这当中诚然有苏曼殊自身的『性』格原因，比如敏感、脆弱、自卑等，这些都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坎坷的身世、后娘的苛待、畸形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伤害太深，他摆脱不了那种阴影。
第15章 宋教仁登南高峰 （3）（）
1903年冬天《国民日日报》停刊，苏曼殊带着好友到香港找《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受到冷遇，生计无着，愤而削发为僧，从此以和尚自称。其实，他的血未冷，1904年春他还曾决心用手枪暗杀康有为，表达对保皇派的强烈不满。因陈少白等人力劝，才没有实施。也是这年秋天，他在长沙参加华兴会，起义流产后，他在上海还参加过华兴会的秘密会议。毫无疑问，他也是那个时代的热血少年。
苏曼殊身上的病态显示了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非常态社会特征，时代之病通过一个诗人、僧侣的人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五四”前夜的中国，他四处飘零的短暂人生，不幸的身世，让人羡慕的才华，处处都能打动人心。他写的是旧体诗、文言文，但他的诗文清新可读，有了“一脉清新的近代味”，字缝当中已是晨光熹微，长出了近代意识的几瓣嫩芽，预示了新文学黎明期的到来。
1918年5月2日，当苏曼殊在上海离世时，只有35岁。这位诗僧对杭州怀有独特的情感，他在灵隐寺、凤林寺边上的陶庄住过，一度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昼伏夜出。他在西湖写过许多美丽的诗篇，其中有一首《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始建于宋代的白云庵，清末民初的主持意周和尚是个革命志士，因此小小的白云庵成为秋瑾、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出没的地方。意周和尚说苏曼殊在五、六月间，白天老是睡觉，到夜里则披了短褂子，赤足，拖着木屣，在苏堤、白堤上到处跑，尽享湖山夜『色』，不到天亮不肯回去。他以酒当茶，诗画自娱，风流洒脱，手头窘迫，常常向庵里借钱，然后汇到上海的一个『妓』院。过不了几天，就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的糖果、香烟，他则躲在楼上吃糖、抽烟，饭也不吃了。
直到1924年6月，由孙中山出资，柳亚子等友人将苏曼殊葬在西湖的孤山北麓、西泠桥畔，还建了“曼殊塔”，与其遥遥相对的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苏姓美女苏小小之墓。生也匆匆的诗僧若有知，也许感到欣慰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浪漫、颓废，在诗书画酒中将青春消磨殆尽的诗僧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1913年，面对宋教仁的血，苏曼殊写下的《讨袁宣言》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复从而吊之曰：
（希腊！改换了你的主人，你的情况仍旧这般！
你的光荣日子过去了，但你的耻辱岁月还是存在。）
呜呼！衲等临瞻故园，可胜怆恻！
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