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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丹徒、江浦、丹阳等县往昔蚕桑之利微薄，同治年间经地方官员的提倡，一时蚕桑大兴。光绪年间，在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省许多州县，推广蚕桑已成为当地官员的重要职责。即使在边陲地区，推广蚕桑也为社会各界所注重。新疆自古虽为丝绸之路的要道，但栽桑育蚕极为罕见，1874年“左宗棠在天山以南，提倡蚕桑，设蚕桑局于疏勒，教民育种、饲蚕、压条、采叶等法，更栽桑秧数十万株，给民领种，耗费巨万”＇47＇。台湾巡抚刘铭传，曾派人“赴江浙安徽等省，搜集蚕桑之种，及其栽饲之法，编印成书，颁与人民，大为奖励，··········以筹蚕桑之业，一时颇盛”＇48＇。广西过去从无蚕桑，1879年马丕瑶任巡抚时；“派员赴粤购买蚕苗，分发恭城、平乐、平南、桂平诸县农民栽植，并购入粤省蚕种，教民育蚕”，1881年，“以事创伊始，为使农民得育蚕之方，于平南、恭城二县，同时设置蚕丝局，由马抚台亲董其事，广聘粤中技士，分负技术指导之责，是为推广蚕桑事业之嚆矢。”＇49＇
甲午战争之后，各地在继续推广蚕桑事业的同时，侧重于新品种的引进和生产技术的改进。浙江蚕桑学馆除了研制和改良新品种以外，还大力考究伺育方法，如：蚕具消毒、调剂育蚕温湿度、切叶饲育、定时给桑、除沙防蝇。＇50＇山东常山县1903年从南方引进户桑和改良种，是为山东引进外省蚕桑品种的开端，随后还引入了新法催青＇51＇。新品种的引进和技术的改进带来了明显的效果。1898年江苏如皋蚕桑公社“所育日本及绍兴新昌县澄潭镇种蚕，案新法育之，大丰捻，成茧洁白精密，每八百两得丝百两耳”＇52＇。山东长山蚕丝分为南丝、北丝两种，“南丝光匀”，系引进江南蚕桑新品种的“同利公司所出，四乡亦渐推广。北丝即县境之丝，色暗质硬。现在农村亦渐改良。”＇53＇福建桑棉局在光绪末年派遣官费学生赴日留学研究蚕业，归国后采用日本新法，“所出之蚕丝蚕茧丝绵等，品质色泽均有可观”＇54＇。
三、缫丝业。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上海出现的机器缫丝工厂，标志着我国有数千年传统的生丝生产技术开始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甲午战争以前，两地丝厂的总数约有80―90家。甲午战争以后，随着设厂制造、兴办实业浪潮的涌现以及蚕丝业改良运动的深化，缫丝工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广东在1894年共有丝厂75家，丝车26356部＇55＇；到1911年左右，丝厂增为109家，丝车增为42100部＇56＇。上海在1894年共有丝厂12家，丝车4076部＇57＇；到1911年，丝厂增为48家，丝车增为13738架＇58＇，其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广东。与此同时，缫丝工厂开始出现于全国其他地区，星罗棋布，给当地传统的缫丝业带来了新的气息。到1911年，浙江创办或申请创办的丝厂约有10余家＇60＇。此外，在四川、山东、湖北、广西等省也有一些机器缫丝厂零星地出现。
这时期，全国各地还出现了一批虽然尚未使用蒸汽为动力的机器设备，但在生产技术上大有改观的手工缫丝工场。这类手工工场生产的生丝洁白光亮，条件均匀，其品质大大地超过了传统土法缫制的生丝而与近代机器缫丝大体一致，可供出口之用，因而人们在习惯上将这类生丝亦称为厂丝，以区别于土丝。到1911年，广东约有手工缫丝工场180家，四川约有手工缫丝工场18家，山东烟台有手工柞丝工场43家，辽宁有手工柞丝工场数家＇61＇。这类手工工场的出现，对于当地缫丝生产技术的改进与产品质量的提高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国际市场的需求是近代中国蚕丝业发展与改良的杠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欧美国家丝织业机械化生产的普及与提高，对生丝原料日益考究，要求生丝条分高、匀度好、拉力强，传统土丝难以达到上述标准，应运而生的厂丝则适应了国际市场的需要，备受海外用户的青睐，出口量逐年上升。1890年，土丝出口量为47847担，厂丝出口量为12575担；1900年，土丝出口量为43063担，厂丝出口量为35277担；1910年，土丝出口量为46215担，厂丝出口量为63969担＇62＇。在晚清这20年当中，土丝出口量徘徊不前，甚至略有下降，而厂丝出口量则增长了四倍多，总量超过了土丝。这表明，缫丝工业在近代中国显示出它的勃勃生机，厂丝在生丝对外贸易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总的说来，晚清蚕丝业改良尚处于一个较浅的层次，其自身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改进生丝外贸体制一直未加重视。中国近代蚕丝业与国际市场息息相连，长期以来，由于洋行垄断了中国的外贸运销和品级检验，使得华丝从国内生产到运往国外用户织造数易其手，不仅造成了华丝在国际市场转手价格层层加码，销路受限，而且还导致国内厂家与海外用户之间相互隔膜，供需双方信息不通，从而影响了中国蚕丝业的发展与改进。产供销一条龙这是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晚清各地却没出现专门的生丝外销机构，缺乏蚕丝业走向世界的龙头行业，这无疑是晚清蚕丝业改良的一大缺陷。同时，在晚清蚕丝业改良运动中，各部门的进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则时兴时废，这也限制了其自身的效果。然而，坚冰已经打破，与蚕丝业有关的教育体系、研究部门、管理机构、民间组织的初步建立，制种、栽桑、养蚕、缫丝等领域新气象的呈现，表明晚清蚕丝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由传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并为民国初期蚕丝业的进一步改良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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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充字数的，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刘淼
中国晚清时代正处在大量引进外国产品及初级加工品的过程中，以棉纺织业转型的例证，可以说明在以机器制造为标志的近代生产体系确立的过程中，实际上经历了传统生产体系、贸易体系、货币体系三大体系向机器生产体系转型的阶段。本文拟从棉货贸易体系入手，探求与早期机器工业生产体系形成过程中地域性经济分工与发展程度变化关系问题。
一、晚清地域纺织业生产体系转型的贸易原因
棉纺织的早期工业体系中，其引起中国传统棉纺织业解体的重要原因，首先在于在于洋纱的进口，其次是机器设备的进口与纺织机器制造业，华商中采用外国棉纱的织布技术，并且利用进口机器生产制作洋布，并在市场进行销售。而在社会层面方面，一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而另一方面，则是工厂制度逐渐代替传统的旧有的行会制度，新办工厂的制度。
关于棉货进口国的结构问题，则是中国地域性棉纺织业生产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棉货为中国进口货物之大宗。”（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进口棉纺织品的大致情形》，《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而在“各国向我国输入棉货，以英国为最早”。“自一八六○年至一**○年间，英国棉货，几独占中国市场。”（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继英国之后，“美货进口渐多，主以粗布粗纱销售于北方诸省。日俄战争方息后，美国布匹在东三省一带销售尤盛。据美国出口统计，一九○五、一九○六两年，美国布匹输出于中国及香港，几达五千万金圆。”这里所说的“金圆”，当是时人按美金计算的。当时对此贸易额的说明，“中国海关册仅载由美国直接输入数目，由香港入口者，作为香港输入，不能辨为何国货，故用美金统计。”当时的汇率为“一九○五年海关银一两，合美金七十三仙，一九○六年合八十仙。”（注：《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上海总商会月报》第三卷第10期。）美国棉布棉纱在华销售的萎缩时间，大体上是在1907年以后。据《英日美三国布匹在中国销售方法比较》的描述，美国棉布棉纱的输入，“自一九○七年后受日货之竞争，顿见减色。”这里所说的情况，自然仅限于当时的报告之编者的看法，其具体的进口额数，自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统计分析。
印度棉布对华贸易，至19世纪末成为大宗进口。“十九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