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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夏间，义和团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叠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复。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过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曲、难言之苦衷，不得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
此次拳教之祸，不知者或疑国家纵庇匪徒，激成大变，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匪保教，而『乱』民悍族迫人于无可如何……至七月二十一日之变，朕与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上谢九庙之灵。乃当哀痛昏瞀之际，经王大臣等数人扶掖而出，于枪林弹雨中仓皇西狩……昌平宣化间，朕侍皇太后，素衣将敝，豆粥难求，困苦饥寒，不如甿庶。
这份“自责之诏”将义和团运动的根由归结为地方官在处理“民教争讼”时有所偏倚，“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伤教，官无持平办法”；归结为地方军队“漫无纪律，戕虐良民”；归结为王公大臣迂谬无知，竟然听信“该匪妖言邪说”，“平时嫉外洋之强，而不知自量”；归结为各省督抚各自为政，“各省平时无不以自强以为词，究之临事张惶，一无可恃，又不悉朝廷事处万难，但执一偏之词，责难君父”。总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
诏书还特别交代全权大臣奕劻等在与列强“止兵议款”、“结与国之欢心”时应当注意的原则：
各国既定和局，自不至强人所难。著奕劻、李鸿章于细订约章时，婉商力辩，持以理而感以情。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以期其议之必可行。此该全权大臣所当竭忠尽智者也。
奕劻、李鸿章等人与以“信义为重”的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列强的代表们“婉商力辩”的结果是，在1901年9月7日签署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第六款的规定，清国向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按年息4厘，以1902年正月初一至1940年终止为赔款期限分期支付。此即所谓“庚子赔款”。为了支付这笔巨额赔款，清国以新关各进款、所有常关各进款、所有盐政各进项为抵押——清国财政几乎尽被列强掌握。
在西方媒体对海外中国维新会的报道中，最有趣的内容之一，是关于这个组织在美国训练自己的军队的传闻。
比如，新西兰《纳尔逊晚邮报》引述一名海外中国维新会成员的话说：“我们组织的数千名成员现正在全世界游历，我们将开放我们的国家——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将有一支由德国军官训练的陆军和一支海军。然后我们希望拿回日本从我们手中夺取的那部分国土。”
再比如，《洛杉矶先驱报》发表的一篇报道写道：“报刊上刊载了不少关于中国人——他们有朝一日可能会参与到对年轻中国的管理——训练军队的故事。其中一条报道是，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群山之中训练了一支陆军。对于所有这些传言，康有为仅仅是一笑带过：‘那将是相当笨拙的方式了，可能有更好的办法’。”
1905年6月2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条报道康有为纽约之行的文章中也提到，在美国陆军第69师团少校马科维卡（mcvickar）的训练下，海外维新会组织起了一支70人的队伍。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南希·比迪在一本介绍美国1727年至1925年间独立院校历史的著作中也提到：
1900年，梁启超抵达美国之后，就开始有建立军校的想法。他想通过军校教授中国人军事技术与英文。梁启超和康有为都一致劝说华人社团捐助这一事业。在保皇会之下，帝国改革军（theimperialreformarmy）建立了起来。为了培训这支帝国改革军，多所军校也开设了起来。
根据这本书的记录，海外中国维新会在美国设立的第一所军校位于洛杉矶，学校名称是“西方军校”（westernmilitaryacademy），时间是在1902年，但是，学校的执照直到1904年11月28日才得以注册。这所军校开设后不久，海外中国维新会就在美国各地的华人社区创办了分校。仅加州就有在旧金山、弗雷斯诺等地开设的9所分校。但这些学校的规模都不大。“西方军校”一开始也只有60名学生，1904年发展到了120名学生。弗雷斯诺分校的学生们“每天晚上8点之后要军训数个小时”。
围绕保皇维新这一目标，海外中国维新会开展了很多事业。比如，开设学校，教授成员们如何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教授成员们以谋生技能，使他们更加自信，更有民族尊严。这个组织还创办了报刊、出版公司、翻译公司，乃至逐渐在纽约、墨西哥、香港等地创建了地产公司和银行，在巴西开设了矿厂，在巴拿马和墨西哥开设了电车厂。至于餐馆，更是比比皆是。成员们还资助国内学生去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留洋。
除了保皇维新这一目标之外，海外中国维新会还致力于维护华人的移民权益，并为此还倡导过抵制美国货的行动。
19世纪80年代之后，在美国的中国人的表现让美国人日益不安。我们可以从1894年10月9日《夏威夷公报》刊登的一篇由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撰写的文章中感受到这种不安：
无论中国劳工在哪里竞争，他们都会胜出。中国人征服了每个工业领域，只要这个领域奉行公平竞争。他们从低级的洗衣业开始，然后往上走，进入到雪茄商店、葡萄园、渔场、花圃等行业，很快，他们就进入了会计业和银行业。
中国人“节俭、安静、有耐『性』”。他们不会在劳动时间问题上与人争论。因为只有把工作做完了，工作才是工作。他们习『性』简朴，严控支出，举止也不怪异。富人也不渴望奢侈或作秀。他们只进不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主导太平洋沿岸的商业，就像他在暹罗和东南亚做生意一样。
因此，美国不得不立法限制中国人。美国被迫推翻蒲安臣的政策。美国要保护自己的劳工对抗中国劳工。
正是基于这样的顾虑，1882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排华法案（chineseexclusionact）。而后又在1888、1892、1893、1894、1898和1902年通过类似法案，限制中国劳工入境，限制中国人在美国从事商业活动。
1905年，在中美于1894年签署的以限制劳工为内容的《格雷沙姆…杨条约》（gresham…yangtreaty）的10年有效期届满之后，两国重新进行了谈判。在谈判期间，海外中国维新会呼吁全世界华人抵制美国货。1905年6月22日，新西兰《星报》（star）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抵制美国货》的报道：
海外中国维新会悉尼分会已经收到发自美国的具体指示，这项指示导致了天津的抵制美国货的行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但后者提出要制定一项法律，禁止中国商人在美国做生意。因此，中方代表拒绝签字。美方已向北京派出一个特别使团，以使条约得以签署。其结果是，中国人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敦促其『政府』不要签署条约。
根据苏西·卡塞尔所著《在美国的中国人》一书的记录，抵制美国货的具体章程是梁启超所写。在1905年6月，康有为曾两次拜会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抵制美货与排华政策进行讨论。“罗斯福试图缓和保皇会关于彻底废除排华政策的要求，康有为则提醒罗斯福排华法案及该法案的执行有苛刻且不公平的”。
但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以失败告终。1906年，在抵制美国货的压力以及商业机构、教会机构以及学术机构的游说之下，罗斯福总统曾试图说服国会废除排华法案，但没有成功。因此，罗斯福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安抚中国人，比如，用“庚子赔款”（boxerindemnietyfunds）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人去美国、日本或欧洲留学。中国人抵制美国货的行动从1905年6月一直持续到了1906年5月。至于美国的排华法案，则直到1943年中国成为美国盟友时，美国国会才予以废除。
海外中国维新会或保皇会的命运，在1906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转折。因为在这一年的9月1日（七月戊申），作为保皇会死敌的慈禧太后下发懿旨，预备立宪。懿旨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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