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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813年10月发生的八卦教教徒冲击紫禁城一事，在两年之后才见诸英国报纸的版面。1815年9月8日，《利物浦莫丘利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的革命》的报道如此写道：
1813年10月18日，中国的皇帝陛下结束在热河的夏日远足正欲返回城内之时，一群起义军冲入了皇宫，并占据皇宫的部分地区达3天之久。
这次冲击皇宫普遍被认为是由皇帝的某位兄弟发起的，而且，皇帝本人应该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出于各种动机，部分是因为担忧，部分是为了继续维持其家族统治的需要，他认为谨慎的做法是，对他的这位兄弟采取克制的态度。最终，一位名叫林清的人被认为是这支起义军的首领。
……
整个这一年（1813年），清『政府』都忙于审判与处决罪犯。几百人已经被处死，其中有的被斩首，有的则在死前受尽漫长而没有尊严的折磨——被利刃刺7刀或者24刀。这取决于罪犯罪行的大小。还有一两个人被凌迟处死。
显然，这篇报道向英国人传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清朝的整个局势动『荡』不安，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我们可以想象，在读到这条消息之后，一直希望在中国寻求突破的英国的决策者们会有着什么样的想法。
不过，这篇报道最具研究价值的方面，并不在内容本身，而是在它的消息来源。它并非来自《利物浦莫丘利报》驻中国记者的报道，也不是来自其他英国媒体驻中国记者的报道，它甚至并非首先刊登在英国本土媒体上。它最初刊登在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的分公司的内部刊物上。
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向亚洲殖民扩张的产物，确切地说，是英国乃至欧洲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而且是极具影响的产物。
1588年英国舰队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不久，一群伦敦商人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请愿，希望能去印度洋碰碰运气。在得到女王许可之后，1591年，3艘英国船经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驶向了阿拉伯海。其中一艘曾抵达印度洋上的科摩罗群岛以及马来半岛，于1594年返回英国。就总体而言，这次出行以失败告终。两年之后，几艘英国船再度出海东行，但再次失败。
1599年，又一群英国商人站了出来。他们筹集了6。8万英镑，并在伦敦开了一家股份公司。在购买船只、雇佣水手并得到女王的非正式许可之后，他们再次远征印度洋。这一次，他们成功抵达印度。1600年12月31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将一份英国皇家特许状授予坎伯兰伯爵以及215名骑士和议员，准许他们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以15年为期，给予这家公司垄断英国与南非好望角以东、南美麦哲伦海峡以西所有国家进行贸易的特权。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与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竞争中不断扩大并巩固在南亚次大陆的优势。
印度莫卧儿帝国对这些欧洲商人持友好态度。164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在印度设有23家工厂，公司设在孟加拉、孟买、马德拉斯的一些大工厂还建有堡垒。1707年，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去世之后，这个帝国开始土崩瓦解，陷入了长达150年的无『政府』状态中。在此期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东印度公司开始转变身份，由纯粹的商业组织变成执行本国殖民政策的先锋。
作为英法争夺殖民地霸权的历史的一部分，从1756年开始，两国为争夺对印度的控制权开战。英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1763年，法国拱手让出设在印度的主要根据地。在之后接近两百年的时间里，英国人是印度的统治者。
17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广州设立了一家分公司。这家名为“印度公司”（theindiapany）的分公司主要从中国大陆进口茶叶、丝绸和瓷器。其中，茶叶是最重要的商品。在18世纪末的时候，茶叶占总贸易额的60％以上。
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在广州分公司设立之前就已经存在。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资料，早在1672年，东印度公司就在台湾和北越东京（tonkin）开办了工厂。1676年，康熙帝开放海禁之前，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已经在厦门、广州和舟山一带活动。不过，他们在中国大陆的真正的活跃期，发生在1762年之后。这一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同时也是在中国大陆——开办了第一家工厂。
在18世纪，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呈现巨额逆差。为了扭转这个局面，1773年，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在孟加拉的鸦片种植与买卖。因为清『政府』禁止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无法直接装运鸦片，于是，公司通过代理商将鸦片经马六甲私运至中国。怡和控股公司即是其中的一家代理商。通过走私运往中国的鸦片大概是每年平均900吨。到了1825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购买茶叶所需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来自鸦片贸易。1838年，鸦片走私量已经达到1400吨。
为了及时掌握市场行情、准确判断市场风险、正确分析交易伙伴的未来动向，东印度公司设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借用《亚洲杂志》编辑写在创刊号上的话，这个情报网络所要实现的目的或使命之一，是让绝大部分英国公众及时了解并熟悉“与我们的贸易进展、我们无法避免的战争以及我们的政治交易有关的国家和人民的新闻及有趣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古典经济学鼻祖、苏格兰经济学家、《国富论》一书作者亚当·斯密，以及《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据说都曾是这个公司的撰稿人。185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英国『政府』解散之后，它的情报工作由英国外交部和英国秘密情报局（sis）接管。
关于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西方商人在情报收集方面的作用，以及他们与『政府』共享情报的制度基础，本书将在后文进一步阐述。有必要提及的是，欧洲人最早对中国进行系统地研究，就是以在元代来华、并在中国游历了17年之久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以及他带回欧洲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为基础的。
第5章 间谍无处不在！（）
除了商人以及直接往中国派驻记者之外，晚清时期的西方人除了主要通过各式媒体，还从其他几个渠道了解中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外交官；在海外的中国人，包括商人、苦力、学者和官员等；与中国打交道的其他国家的官员或学者等等。
传教士是不容忽视的力量。早在公元5世纪至6世纪期间，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就通过叙利亚和波斯传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635年，景教传教士阿罗本（olopen）从波斯来到长安，并得到唐太宗的赏识。638年，唐太宗还为阿罗本在长安城的义宁坊盖了一间教堂，支持他传教。
自唐朝至元朝，景教在中国坎坎坷坷、断断续续地有所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到中国传教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渐多。
1537年，法国传教士哈维尔作为教皇的信使被派往亚洲。1549年，他经印度、新加坡抵达日本。但是，他进入中国大陆的尝试止步于广州。1552年，他在广东台山附近的上川岛去世。
在明朝，最有名的欧洲人莫过于利玛窦（matteoricci）。这位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被中国的士大夫尊称为“泰西儒士”。“泰西”意指遥远的西方。
1578年，26岁的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赴远东传教。在印度和交趾传教4年之后，他来到了中国的澳门。在澳门学会汉语之后，他一路北上，经广东肇庆、韶州、南昌、南京，最终抵达北京。1601年，明神宗恩准他长居北京。
除了传教，利玛窦最重要的工作是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又将中文经典翻译成西文。前者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后者比如“四书”。他还制作了《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图。利玛窦对中国人了解西方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清朝早期，最有名的欧洲人则莫过于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与利玛窦一样，他也是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1715年，27岁的郎世宁来中国传教。因为擅长绘画，他很快就被召进宫，并成为一名宫廷画家。他在康、雍、乾三朝皆被重用，并受乾隆之命主持圆明园的设计工作。甚至《清史稿》对他也有简单的介绍：
郎世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