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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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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年8月10日,《夏威夷公报》刊登了的一篇由19世纪美国著名地理学家、政治评论家塞勒斯·亚当斯撰写的文章如此解释朝鲜对于俄国的战略意义:

    多山的半岛往大海延伸,几乎可俯瞰日本。朝鲜半岛占据着最有意义、最为重要的地理位置。这是俄国渴望占有她的原因之一……这里土地肥沃,但只有小部分被开垦。在人迹罕至的河谷和深山之中,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世界上最好的一些港口位于朝鲜沿海,俄国只有海参崴,她一直渴望得到朝鲜的元山和釜山,在最恶劣的飓风天气里,她的军舰可以安全地停泊在这些港口,也不用担心被厚冰阻碍。

    俄国通过多种方式持续表明其对朝鲜的浓厚兴趣。在过去几年,俄国官员及其代理人一直在朝鲜领土上进行广泛的勘察。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样的朝鲜地图就是俄国人画的。

    相对于俄国,来自日本的挑战更为直接。1873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北京议约期间,曾诘问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鲜是否属国?当代主其通商事。”总理衙门回应说:“朝鲜虽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预闻。”

    副岛种臣口中的“通商事”,指的是朝鲜对外开放贸易的事情。1863年,李朝哲宗去世后,贵族李应之子李熙即位,是为高宗,李罡应本人则成为“大院君”——李朝的摄政王。李罡应是一位极端保守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李朝奉行着十分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与清国之外的国家保持政治及商业往来。

    闭关锁国的政策恶化了李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因为在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正努力打开亚洲市场,并已经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斩获颇丰。1854年——马修·佩里(matthewperry)率舰队叩关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次年,日本德川幕府也放弃了闭关政策,与美国签署了《神奈川条约》,也称《日美和亲条约》,内容包括日本开放下田与函馆港口通商,美国在下田设立领事馆,以及救助美国遇难船员等项条款。

    在日美和亲、清国衰弱的背景之下,李朝的闭关政策难以为继。

    早在1844年,美国国会就拟定过打开朝鲜大门的草案。在日美和亲之后,打开朝鲜的大门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目标。1865年,美国海军派两桅炮舰“长公主号”(princessroyal)到中国,以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美国商人普雷斯顿(w。b。preston)与在天津的英国公司梅多斯商定派这艘炮舰去朝鲜。他们将这艘炮舰改名为“谢尔曼将军号”(theussgeneralsherman)。次年8月,这艘船从烟台出发前往朝鲜。它沿大同江而上,几乎航行到了平壤。9月初,当它因江水变浅而搁浅时,李朝军队对这艘不请自入、拒绝离开的炮舰进行了突袭。最终,这艘船被朝鲜人烧毁,船员登岸后都被捕杀。

    1871年5月,美国海军将军罗杰斯(johnrodgers)再率5艘军舰,舰上有1230名士兵、85门大炮,从日本长崎出发前往朝鲜,其目的是以武力『逼』迫朝鲜开港通商。6月,双方在江华岛一带交火。朝鲜军队有243人战死,美军战死者仅3人。但是,罗杰斯并没有实现自己的使命,于7月初离开了朝鲜,移师中国。

    前述副岛种臣与总理衙门之间的谈话,即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他希望清朝能说服属国朝鲜开港通商,其立场不仅代表日本,也代表着刚结盟不久的美国。而清朝方面则以“内政外交听其(朝鲜)自主”为由,表示管不了。

    总理衙门官员之所以持回避态度,除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道哲学之外,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低估了西方国家打开朝鲜大门的决心和实力。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在1871年8月10日呈送总理衙门的一份文件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

    闻西人谈及美国兵船退出高句丽后回国诸事。现已接得美国回信。原信未见,大意则云,前往高丽,原为立约起见,并无必战之心,彼既开炮,兵船亦即回炮,业将炮台打毁,事已算了,或能就此止戈,亦属妙事。又闻西人私论云,美国王业系四年一更,鲜有恒心,如果劳师远出,设或不能用命,转为失计等语。

    1873年,已年满21周岁的李朝高宗开始亲政,李罡应停止摄政,但是,大权旁落于闵妃——大名鼎鼎的明成皇后——外戚集团。

    闵妃集团不如李罡应集团那般保守。1876年,在日本的军事施压下,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日鲜修好条规》,也就是《江华岛条约》。条约中规定了两国互派大使、朝鲜开放两个港口、日本在通商港口享有类似“领事裁判权”的特权等诸项内容。这是朝鲜对外开港的第一份条约。此后,朝鲜国内亲日势力逐渐发展。

    在朝鲜对外开放之初,李朝政权对欧美国家仍持排斥态度,但它毕竟显现了开明的迹象。1880年,前文提到过的美国海军将军薛斐尔率舰队经大西洋、印度洋抵达香港,再由香港出发抵达日本长崎。因为与李朝的直接接触并不顺利,他想到借助日本及中国的帮助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这年的7月,他与李鸿章建立起了联系。

    薛斐尔与李鸿章是在天津会面的。自1870年之后,直隶总督多驻天津。二人的初次会面颇为愉快。李鸿章想借美国之力牵制日俄,因而答应尽力为其周旋。正如他在这年10月7日呈上的一份奏折中所言:“美国尚无用兵『逼』勒之意,但俄人已费巨饷遣将调兵,势必不肯中止,若不图中华,恐遂吞并朝鲜。”作为感谢,薛斐尔留下一名海军中尉军官在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水师学堂任教官。8月,薛斐尔回国述职。

    次年7月,薛斐尔再次来到天津与李鸿章见面。李鸿章对他说,朝鲜国内新旧两派分歧严重,一时难有结果,需要耐心等待。但是,薛斐尔认为李鸿章并未尽力,因为他并不相信朝鲜“内政外交皆自主”的事实,也不了解朝鲜国内新旧两派间的斗争有多么严重,他以为清廷可以命令朝鲜对外开放。

    在李鸿章、驻日公使何如璋、驻日外交官黄遵宪等人的周旋之下,1882年,朝鲜终于与美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据日本历史学家伊原泽周的分析,在这几个人中间,黄遵宪起的作用可能最大。1880年10月,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一文经朝鲜特使金宏集呈给朝鲜高宗,在朝鲜朝野引起轰动。在此文中,黄遵宪将俄国列为朝鲜最危险的敌人,并以此为基点,提议朝鲜采取“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策略。

    在朝美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李鸿章坚持要加入一条写明朝鲜是清朝“属邦”的条款,以“取悦于慈禧太后,而且也可借朝美条约,为其他列强继续与朝鲜立约的蓝本”。但是,李鸿章的这个要求被薛斐尔拒绝,因为后者认为签订条约的双方应该都具有平等地位。双方达成的妥协是,这一事实确定在此条约的附属条款之中。伊原泽周评论说:“李鸿章一心一意所坚持的属邦问题,除维持了封建的大清王朝的‘面子’之外,确无任何的实际意义可言。”没过多久,这一条款就因朝鲜爆发“壬午兵变”而被推翻。

    1882年7月,“大院君李昰应煽『乱』兵杀执政数人”,发动兵变,且兵分两路,一路攻入皇宫,另一路攻打日本使馆,结果闵妃逃往忠州,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日本。在闵妃的请求之下,中国出兵朝鲜;日本也在花房义质的请求下出兵。最终的结果是,叛『乱』被镇压,李罡应投降并被押往天津,后来被软禁于保定旧清河道署,闵妃则重掌政权。

    8月30日,日朝两国签署了《济物浦条约》。这项条约除规定赔款、开港等条件之外,尚规定有“日本公使署兵员若干备警事”,也就是说,日本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此后,中日在朝鲜皆有驻兵。同年,中国亦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

    1884年,经日本策划,朝鲜又爆发“甲申政变”。12月4日,以金玉均、洪英植等人为首的亲日的“开化派”(《清史稿》称之为“维新党”)推翻闵妃一派支持的辅国闵台镐、赵宁夏『政府』,控制高宗,组建了新『政府』。三天之后,年仅25岁的“朝鲜总督”袁世凯率驻朝清军帮助闵妃夺回了政权。洪英植被处斩,金玉均逃往日本。此后十年,朝鲜政局虽然变『乱』频频,政局却无根本动摇,直至1894年。

第45章 战略无奈() 
对于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当时的西方媒体多有分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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