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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马嘎尔尼使团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两国历史与国情完全不同。作为大西洋上的岛国，英国的空间及物产有限，其文化重海洋而好动，热衷扩张、推崇贸易，又因重视贸易而讲究平等，其宗教相应地也崇尚扩张。相对而言，中国则地大物博，重农轻商，认为生产是唯一能够创造价值的工作，其文化重土地而好静，主张内敛，不喜扩张，且历经千年，周边小国纷纷臣服，天朝上国心态已成，再难平等看待其他国家。因此，马嘎尔尼使团之造访中国，犹如鸭同鸡讲，势难产生共同语言。
两国历史与国情的差异，或许可以从利物浦和广州的不同命运中得见一斑。
第3章 双城记：情报的触角从利物浦伸到广州（）
在英国的西北沿海，有一座港口城市叫利物浦。18世纪至20世纪之间，它是欧洲乃至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港口之一。
利物浦创建于公元1207年。它最初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渔村，直到16世纪中叶，它的人口还停留在500人左右。在17世纪的英国内战（theenglishcivilwar）——众所周知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它才逐渐发展成一座重要的贸易港市。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1699年10月3日，它的第一艘贩奴船“利物浦商人号”驶向了非洲。1700年9月18日，这艘贩奴船将220名黑奴运到了位于北大西洋西部、加勒比海东部的英属殖民地巴巴多斯，共卖了4239英镑。
跨洲奴隶贸易之所以产生，欧洲人之所以不远万里地将奴隶从非洲贩卖至大西洋彼岸，有着深层次原因。
美洲新大陆及其附近的诸多岛屿被哥伦布发现之后，那里很快被富有冒险精神的欧洲资本家——他们在欧洲的发展受到教会与封建贵族的压制——建设成了糖、烟草、棉花等在欧洲供不应求的商品的产地。他们一开始雇佣的是当地土著，但是，过度劳作、虐待以及疾病等原因，导致当地劳动力严重短缺。
资本家们不得不另想办法。他们曾尝试以金钱、土地等为诱饵，鼓动爱尔兰和英国本地劳工去那里，但是收效甚微。因此，与欧洲早有贸易往来并且早有奴隶买卖传统的非洲，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们的选择。
根据利物浦档案办公室的记录，在“利物浦商人号”首次将非洲黑奴贩运至巴巴多斯至1807年英国禁止奴隶贸易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奴隶贸易是利物浦的支柱产业：
到了18世纪40年代，利物浦已经超过布里斯托尔和伦敦，成为英国最大的奴隶贸易港口……在1741年至1750年，英国从事奴隶贸易的船只，有43％是从利物浦出发。在1801年至1807年，这个数据增加至79％。在英国的整个奴隶贸易期间，利物浦的船只将110万名奴隶运往“新世界”（thenewworld）。
实际上，对整个欧洲的奴隶贸易来说，利物浦也是最为重要的港口。在英国禁止奴隶贸易之时，这个港口控制着欧洲奴隶贸易的40％。
对利物浦而言，奴隶贸易是五百年一遇的机会，英国议会对这项“肮脏的贸易”的禁止，似乎应该对这个港口构成致命打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奴隶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已经使这个本身具备极佳天然条件的港口不可逆转地发展起来。1715年，利物浦已经建筑了英国的第一个商业湿船坞。
因此，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并带来比奴隶贸易大得多的机会时，利物浦有能力把它抓住并加以充分利用。
在历史的细节『性』问题上，学者们总会有不同意见。比如，对于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是18世纪80年代，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阿什顿则认为是18世纪60年代。但是，在对历史——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的本质的判断上，学者们通常不会有分歧，他们都认为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政治尤其是国际关系具有革命『性』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历史数据》一书中写道，作为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一，在1800年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世界平均收入增长了10倍，世界人口增长了6倍。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无疑是受益最大的国家。在阿克莱特发明的水力纺纱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克朗普顿发明的走锭细纱机的基础上，英国的纺织工业得到极大的发展。苏格兰机械师瓦特对蒸汽机技术的改良，以及随之而来的动力学上的革命，再加上克拉克、达比等人在钢铁冶炼上的贡献，不仅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本身，还促成了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现代意义上的轮船和火车出现了。
1830年9月15日，世界上第一条城际客运铁路正式通车。它一端连着世界上第一座工业城市，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城市，即位于英国西北部的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另一端连着利物浦。
随着生产效率的空前提高，生产与销售环节越来越不受地域限制，如何找到尽可能多、尽可能便宜的原材料，找到潜力尽可能大、利润尽可能高的市场，成为日益困扰着欧洲资本家的两大问题。显然，他们需要及时而准确的情报，而且是全球『性』的情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进行高效地扩张和殖民。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许多具有全球视野的报刊不仅在欧洲，还在欧洲人的殖民地——比如澳大利亚——出现。
这些报刊之所以首先出现在港口城市，是因为在国际贸易的海运时代，港口总是消息最先传达到的地方。港口也是最需要消息的地方，因为工厂的货物大都堆积在港口的仓库之中，如果商人们能在港口及时地获得信息，就能及时地处理货物的运输、销售事宜。前面提到过的《绅士杂志》和《欧洲杂志》，分别创办于1731年和1782年，地点都在伦敦——英国第一大港，二者都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杂志。
1811年，在利物浦经营着一家生产航海工具的家族公司，并且在1809年获得一项重要专利的埃杰顿·史密斯，也在当地创办了一份重要的具有全球视野的报纸——《利物浦莫丘利报》（liverpoolmercury）。这份报纸不仅在利物浦及邻近一带发行，还在威尔士、马恩岛和伦敦发行。
正如利物浦集中展现了近现代欧洲崛起的进程，广州——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着中国的历史。
广州是一座比利物浦古老得多的城市。早在公元前214年，在今天广州这块地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名叫“蕃禺”的市镇。这个市镇逐年扩大，11年之后，也就是公元203年，它成为了南越政权的都城。公元前111年，南越政权被汉朝所灭，但蕃禺依然存在，并仍是中国南方的重镇。226年，吴国孙权设置了一个名为“广州”的州郡，蕃禺即是这个州郡的府衙所在地。而后，当地人索『性』将蕃禺称为广州。
因为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以中原文化为正统，主要朝代几乎都定都北方，广州一带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根本不受朝廷重视。虽然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已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海防却并没有因此而加固，以至于在唐肃宗——唐玄宗之子——乾元元年（758年）的10月底，广州竟然遭到一群由阿拉伯和波斯海盗组成的乌合之众的洗劫，之后这群劫匪又轻而易举地从海路逃走。
在宋、元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已十分繁荣，但是，这主要是商人自治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政绩。
尽管在国家税收来源构成中，外贸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政府』也乐于看到这个局面，但是，重农轻商仍然是主流意识。广州的战略价值始终没有得到历代朝廷的足够重视。直到明朝武宗正德年间，“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的葡萄牙人“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在广州的势力越来越大之后，明武宗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据英国汉学家杜希德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研究，在明朝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初到广州的葡萄牙人仅用了3年时间就垄断了广州的海上贸易。老家在广东顺德的御史何鳌曾十分忧虑地对明武宗说：“现在外国人的船只频频出现于海滨，外国人又在广州城杂居，